僧氏對英軍實施突襲，原來是按朝廷秘密指示辦的。

而那位主持簽訂了“天津條約”，又主持了上海關稅修訂的欽差大臣桂良，對“條約”的約束力也視同兒戲。天津簽約時，桂良對咸豐皇帝說過如下“名言”：

此時英、法兩國和約，萬不可作真憑實樣，不過假此數紙，暫且退卻海口兵船。將來尚欲背盟棄好，只須將奴才等治以辦理不善之罪，即可作為廢紙。

外交條約，當做戲言，這樣的全權大使，有何“信義”可言？

如果再細究一番，桂良的主子咸豐皇帝也是缺失外交“信義”的。反反覆覆的言行太多了，所以這讓英、法等國的洋人不敢信任。到了咸豐十年春天，英法聯軍大舉報復的訊息傳到上海，為了上海一帶的安寧，蘇松太道吳煦私自與英國商人商談，擬訂停戰條件。而一再與太平軍交戰，丟了常州又丟了蘇州的兩江總督何桂清此時亦退保上海，出於借洋兵以抵抗太平軍的功利目的，他也與英法方面接觸。英法使臣照會何氏，若清廷事事遵行八年原約，當即罷兵。何桂清上奏朝廷，咸豐帝嚴加拒絕，不但不準談判，而且將咸豐八年的天津訂約全部賴帳。咸豐帝曰：

卜魯士首先背約，輒帶兵船，毀我海口防具。前此損兵折將，實由自取。所有八年議和條款，概作罷論。如彼自知悔司，可於前議條約中，擇道光年曾有之事，無礙大體者，通融辦理。仍在上海定議，不得率行北來。再有兵船駛入攔江沙者，必痛加攻剿，毋貽後悔。

這是咸豐皇帝的心裡話。既惑於敵情，又昧於信義，自以為是，張大其詞，完全是一廂情願的昏話。

咸豐十年（1860）春三月，英法聯軍從廣東北上，開始了復仇之旅。聯軍首領仍然是額爾金勳爵，同行者為法國全權代表格羅。他們帶領英軍18000人，法軍7000人，軍艦119艘（其中法艦40艘），補給運輸船126艘，一路攻佔定海、大連、煙臺，並以大連、煙臺為前進基地，封鎖渤海灣，對大沽口形成鉗形包圍態勢。

經過臨時增調，大沽、天津一線清軍守衛部隊已近30000人。攻守兵力對比，基本上為一比一。英法有堅船利炮，清方有炮臺之固，雖在火力上英法聯軍佔有優勢，如果清方堅守還擊，即不取勝，也可以較大地懲創來犯者，阻滯其進攻速度，贏得時間，或可扭轉頹局。

不明敵情的咸豐皇帝夢想出現外交奇蹟，所以他敕旨僧格林沁不得首先開戰。這是一條愚蠢的命令。因為英法聯軍的戰略設計就是進攻大沽口，以便直搗北京。他們沒掖沒藏，是向中國公開宣了戰的。對於宣戰之敵，言何寬宏？

僧格林沁接旨，果然堅持不放第一槍。對於一位將軍、一位前敵統帥而言，刻板地執行君王旨意，忘記了“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相宜大計，這又是愚蠢的。

結果，兩個人的愚蠢，造成國家失敗。

上一年的大沽口之勝與滿朝讚譽，至今讓僧格林沁陶然自得。他曾表白：“洋兵伎倆，我所深知，彼何足懼哉！”　“何足懼”的豪言，又基於他一貫的成見：英人只善水（海）戰，不善陸戰。陸戰乃我軍之長，倚長擊短，以逸待勞，誘敵登陸，一鼓而殲，豈不痛快！從戰術的運用看，僧氏認為北塘雖為薊運河河口，但南北皆系鹽灘窪地，不易展開；越過鹽灘，便是清軍馬隊防地，壁壘森嚴，固若金湯，敵人斷無可能由此繞擊大沽口炮臺後路。

北塘的炮臺，始設於明代。近年，又有擴建，形成南北三臺鼎足之勢，費金百萬巨。撤防訊息傳出，士民震動。北塘紳士御史陳鴻翊向僧格林沁密疏進言，極論撤防非計。僧氏不聽。翰林院編修、南書房行走郭嵩燾時在天津僧幕幫辦軍務，雖然他一直主張對夷人主撫不主剿，但戰氛既起，驟撤防務，仍引起郭氏的關注。他曾向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