框視窗。窗前，背對背放著用來學習的兩套桌椅，門內左側放一架雙層鐵床。每件傢俱，其結構簡單得出奇，且結實得可以。除了桌椅鐵床，還有兩個衣箱、一張小咖啡桌，以及直接安在牆壁上的擱物架。無論怎麼愛屋及烏，都難以恭維是富有詩意的空間。差不多所有房間的擱物架上，都擺一些日用品。有收錄機、吹風機、電暖瓶、電熱器和用來處理速溶咖啡、袋裝茶、方糖、速食麵的鍋和簡單的餐具。石灰牆上貼著《平凡週刊》上的美人照，以及從報刊上剪下的（被禁止）廣告畫。其中也有開玩笑貼的豬交尾照片，但這是例外中的例外。一般房間貼的都是luoti（被禁止）照，或年輕歌手照和女演員照。桌上的小書架裡排列著教科書、辭典、小說之類的。

房間裡因都是男人，大多髒得一塌糊塗。垃圾簍底沾著已經發黴生毛的桔子皮，代替菸灰缸用的空罐裡菸頭積了10多厘米，裡面一冒煙，使用咖啡啤酒什麼的隨手倒進澆滅，發出令人窒息的酸味兒。碟碗則沒有一個不黑糊糊的，裡外沾滿無名髒物。地板上散亂仍著速食麵包袋、空啤酒瓶什麼以及什麼器皿的封蓋之類。沒有一個人想起過用掃帚把它們掃在一起或用垃圾剷剷倒垃圾簍裡。風一吹來，灰塵便在地板上翩翩起舞，而且，每個房間都充斥一股難聞的氣味。雖然氣味多少有所不同，但其成分都是毫無二致：汗、體臭，加上垃圾。大家全都把要洗的東西塞到床下。沒有一個人定期晾曬被褥，於是那被褥算是徹底吸足了汗水，釋放出不可救藥的氣味。我現在還感到不可思議：在那般混濁狀態中居然沒有發生致命的傳染病。

不過相比之下，我的房間卻乾淨的如同太平間，地板上纖塵不然，窗玻璃光可鑑人，臥具每週晾曬一次，前臂在筆筒內各得其所，就連窗簾每月都少不得洗滌一回，這都因為我的同室者近乎病態地愛潔成癖。我告訴別人說：“那傢伙練窗簾都洗！”但誰都搖頭不信。誰也不知窗簾乃常洗之物。他們認定：窗簾是半永久性垂在視窗的附件，並且說“那小子性格異常”，隨後又都稱其為“納粹黨”或“敢死隊”。

我的房間連美人畫都沒貼，而代之以阿姆斯特丹運河的攝影。我貼luoti（被禁止）畫的時候，他開口道：“我說渡邊君，我，我可不大欣賞那玩藝兒喲！”然後伸手取下，以運河畫取而代之。我也並非很想貼那luoti（被禁止），便沒表示異議。來我房間玩的人看了這運河攝影畫，都問是何物，我說：“敢死隊看著它（被禁止）來著。”我本來是開玩笑說的，大夥卻輕率地信以為真。由於大家信得太輕率了，連我自己不久也以為可能真有其事。

由於我同敢死隊住在一起，大家都對我表示同情，但我本人卻無甚反感。只要我潔身自好，他便概不干涉。作為我，反倒有些求之不得：地板他掃，被褥他曬，垃圾他倒。要是我忙得三天沒進浴池，他便嗅了嗅，勸我最好洗澡去，甚至還提醒我該去理髮店剪一剪鼻毛。麻煩的是隻消發現一條小蟲，他就拿起殺蟲劑噴霧器滿屋噴灑不止。這時我只好到隔壁的混亂地帶避難。

敢死隊在一間國立大學攻讀地理學。

“我嘛，是學地、地、地圖的。”剛見面是他對我這樣說。

“喜歡地圖？”我問。

“嗯。大學畢業，去國土地理院、繪地、地、地圖。”

於是，我不禁再次感嘆：世上果然有多種多樣的希望，人生目標也各所不同。我來東京後一開始便發出諸多感嘆，此其一。不錯，假若沒有幾個人對繪製地圖懷有興趣和強烈熱情——人多了怕也大可不必——那是有些不好辦。不過，想進國土地理院的卻是每說到“地圖”兩字便馬上口吃之人，也真是有些奇妙。他也不總是口吃，但一說到“地圖”一詞，便非口吃不可，百分之百。

“你、你學什麼？”他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