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現出極大的忠誠度。基於這種密切的關係，蕭朝貴最終決定將起義的大本營設在韋昌輝家中所在的金田村。

當1851年1月11日金田起義爆發時，韋昌輝不僅提供了物質上的巨大支援，而且積極參與到了整個策劃過程之中。由於他在籌備階段所發揮的關鍵作用，使得清政府在初期往往將其視為太平天國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甚至直接稱其為“賊首”。

三、封為北王

金田起義爆發後，韋昌輝被任命為右軍主將，並隨後加封為後護又副軍師。儘管他也參與了一些戰鬥，但在軍事成就上並不如蕭朝貴和馮雲山那樣顯赫。在太平天國從廣西向江蘇進軍的過程中，韋昌輝主要負責後勤工作，包括糧食供給等關鍵任務，確保全軍的物資供應。此外，他還承擔了大量行政管理職責，在楊秀清的領導下處理各種日常事務，這一角色被稱為“承宣”。

1851年10月25日（太平天國辛開元年），洪秀全在永安州頒佈了一項重要的詔書，對五位主要領導人進行了正式分封，並授予了超過800名官員不同的官爵。在這次封賞中，韋昌輝被封為北王，並獲得了“六千歲”的尊稱。他的地位僅次於東王楊秀清、西王蕭朝貴以及南王馮雲山，而高於翼王石達開。這意味著韋昌輝成為了太平天國領導層中的重要成員之一。

然而，隨著馮雲山和蕭朝貴相繼戰死，韋昌輝的地位進一步上升，成為僅次於天王洪秀全和東王楊秀清的第三號人物。特別是在1853年太平天國定都南京（改名為天京）之後，洪秀全逐漸退居幕後，很少直接參與政務決策。此時，軍政大權實際上由楊秀清掌握，而韋昌輝則作為其助手協助處理各項事務，這種合作關係被官方檔案描述為“協理天事”。具體來說，在許多情況下，前線將領們首先會向韋昌輝彙報情況，然後由他再轉呈給楊秀清，以獲得最終指示或批准。這表明韋昌輝不僅在行政管理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還充當了一個關鍵的資訊傳遞者角色。到了1854年，為了表彰韋昌輝對太平天國事業所做出的貢獻，他又被授予了“雷師”和“高天仁人”的稱號。

四、變亂伏誅

太平天國定都天京（今南京）後，東王楊秀清逐漸掌握了朝政大權，幾乎架空了天王洪秀全。楊秀清不僅在政治上獨斷專行，還經常借“天父下凡”的名義羞辱洪秀全，這種行為引起了其他領導人的不滿。作為北王的韋昌輝，在這種複雜的權力結構中採取了兩面討好的策略：一方面極力逢迎洪秀全以獲得其信任和支援；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曲意奉承楊秀清，以免受到打壓或排擠。例如，據說每當與楊秀清討論事情時，韋昌輝總是小心翼翼地表示自己年輕見識淺薄，需要楊秀清的指導才能明白事理。甚至有一次，他的哥哥因房產糾紛與楊秀清的小妾之兄發生爭執，為了平息事端，韋昌輝竟然主張將自己親兄弟處以極刑。

1854年春夏之交，韋昌輝派遣殿前右二承宣張子朋率船隊進攻湘鄂地區。然而由於內部矛盾激化，導致部隊之間出現嚴重分歧，最終引發了大規模衝突。當訊息傳到楊秀清耳中後，他立刻前往北王府對韋昌輝進行了嚴厲懲罰，並對其下屬也進行了相應處置。這次事件進一步加劇了韋昌輝對楊秀清的怨恨情緒。同年五月，儘管楊秀清命令韋昌輝率軍攻打湖北，但隨後卻又改變主意讓其他人代替出征，這無疑是對韋昌輝能力的一種質疑。秋季時再次重複類似情況，使韋昌輝更加感到被邊緣化。

隨著時間推移，楊秀清越來越囂張跋扈的行為終於觸怒了包括洪秀全在內的多位高層領導人。他們開始秘密商議如何應對這一局面。尤其是1856年初夏之際，隨著清軍江北、江南兩大營相繼瓦解，天京圍困解除，韋昌輝正帶領軍隊在江西取得勝利之時，楊秀清卻提出了過分的要求——逼迫洪秀全封他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