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十二月，額駙策稜上報駐軍情況，表明已做好防範準噶爾叛亂的準備。

乾隆帝還糾正了一些雍正時期實施的錯誤政策。例如，雍正帝時期曾推崇“祥瑞”和煉丹長生之術，乾隆帝對此持否定態度，他命令驅逐宮中僧道，並禁止呈報所謂的“祥瑞”之事。對於耗羨歸公和攤丁入地政策中的失誤，乾隆帝也進行了糾正，規定各地奏報墾荒田畝時必須詳細核查，杜絕虛報冒領的現象，以免增加百姓負擔。

乾隆帝在處理這些事務時，顯示出了他作為一個成熟政治家的智慧和決斷力。他不僅糾正了前任的失誤，而且還繼承和發展了雍正時期的一些積極政策。透過這些舉措，乾隆帝成功地鞏固了政權，為後續的盛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三、摒除困局

乾隆六年（1741年）是乾隆帝即位後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這一年，乾隆帝首次舉行了木蘭秋獮典禮，這一傳統的狩獵活動並非單純的娛樂，而是為了重振軍隊的紀律和士氣。乾隆帝陪同崇慶皇太后前往避暑山莊，並沿途減免了所經過地區的部分賦稅。這一舉措不僅展示了乾隆帝對民眾生活的關心，也有助於提升他在民間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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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深知軍隊的重要性，因此他透過恢復木蘭秋獮來強化軍隊的紀律性和戰鬥力。這一決定背後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乾隆帝在即位初期已經解決了貴州苗疆之亂，並與準噶爾部達成和平協議，完成了雍正帝留下的未竟之業。然而，乾隆帝並未因此而放鬆警惕，他意識到軍隊中存在的貪圖安逸、軍備廢弛等問題，因此透過木蘭秋獮來整頓軍紀。

在經濟方面，乾隆帝面臨的主要問題是糧價上漲，導致民食困難。起初，乾隆帝試圖透過禁止燒鍋釀酒來抑制糧價上漲，但這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為了解決這一問題，乾隆帝採取了多項措施：一是重視農業生產，二是鼓勵墾荒和移民，三是提倡種植高產作物。他還仿效康熙帝的做法，普免全國錢糧，特別是在受災地區進行臨時性的蠲免。這些措施有效地緩解了糧食危機，促進了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使國庫充實，社會經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

乾隆十年（1745年），隨著準噶爾部首領噶爾丹策零的去世，該部陷入內亂，達瓦齊奪取了汗位。這一變化為清朝提供了介入的機會。乾隆帝果斷派兵進入四川瞻對地區，鎮壓叛亂。從1745年九月開始，清軍逐步收復失地，最終平定了叛亂。這一系列軍事行動不僅鞏固了清朝在西南邊疆的統治，也為乾隆帝贏得了更多的聲望。

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帝進行了東巡，途經曲阜，拜謁孔林，並登臨泰山。這一舉動既彰顯了他尊儒重道的文化立場，也體現了他對傳統禮儀的重視。然而，同年三月，皇后富察氏不幸去世，乾隆帝悲痛不已，追諡她為“孝賢”。

乾隆帝即位初期，輔政大臣鄂爾泰和張廷玉各自擁有強大的勢力，這對乾隆帝的統治構成了潛在威脅。為了消除這一隱患，乾隆帝採取了一系列措施。1749年，張廷玉退休時，乾隆帝雖然最初表示要給予他特殊的榮譽，但很快就因為張廷玉沒有親自謝恩而收回成命，並削去了他的爵位。1755年，乾隆帝透過製造“堅磨生詩抄案”，將鄂爾泰的親信胡中藻和鄂昌處死，並藉此機會將鄂爾泰的牌位撤出賢良祠。這些行動不僅削弱了舊臣的影響力，也加強了乾隆帝的君主專制統治。

四、戡亂邊疆

乾隆帝即位初期，面臨著來自邊疆的多重挑戰。其中最為緊迫的便是大金川的動盪局勢。大金川土司莎羅奔在乾隆十二年（1747年）發動了對小金川的攻擊，並劫持了小金川的土司澤旺及其印信。隨後，莎羅奔繼續擴張，進攻了革布什札和明正兩土司。為了制止這種侵犯行為，乾隆帝在同年派遣了三萬大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