們的未來發展提供指導。到了閏六月，阿克敦再次調任，這次是擔任吏部左侍郎，負責協助管理官員的選拔與考核工作。同年七月，他又被任命為經筵講官，負責為皇帝講解儒家經典，這一職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乾隆六年（1741）四月，阿克敦被委以協辦步軍統領刑名事務的重任，這意味著他在軍事和司法領域都有了一定的話語權。這一職務要求他對步軍統領府的刑罰案件進行審查和監督，確保法律的正確執行。

乾隆七年（1742），阿克敦的職業生涯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三月，他被臨時任命為正白旗漢軍都統，負責指揮一支重要的軍事力量。到了乾隆八年（1743）六月，他又被正式授予鑲藍旗滿洲都統的職位，這標誌著他在軍事指揮方面取得了顯著的進步。

乾隆十年（1745），阿克敦再次獲得提升。三月，他被任命為會試正考官，這一職務要求他主持科舉考試中最關鍵的部分，確保選拔人才的質量。五月，他又被任命為《五朝國史》的副總裁，併兼任翰林院掌院學士，負責編纂記錄清朝前五個朝代歷史的重要文獻。到了六月，他被任命為日講起居注官，繼續負責記錄皇帝的日常言行。

乾隆十一年（1746），阿克敦的官職再次晉升。閏三月，他被提拔為左都御史兼議政處行走，這意味著他不僅在監察系統中有更高的地位，還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五月，他被正式任命為刑部尚書，這是他仕途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標誌著他在司法領域的最高職位。

到了乾隆十二年（1747）八月，阿克敦被任命為順天鄉試的正考官，負責主持北京地區的鄉試，這一職務對於選拔優秀人才具有重要意義。

五、冊文風波

乾隆十三年（1748），阿克敦的職業生涯遭遇了一場突如其來的風波。這一年，他先是被任命為協辦大學士，但不久之後就被解除這一職務，轉而授予傅恆。這一變動可能讓阿克敦感到意外和失落，但更大的挑戰還在後面。

同年四月，翰林院向乾隆帝呈遞了一份孝賢皇后的冊文。這份冊文中，將“皇妣”一詞翻譯成了“先太后”。這一翻譯錯誤引起了乾隆帝的極大不滿，因為按照清朝的禮儀制度，“皇妣”是指已故的皇后，而“先太后”則是用來稱呼先帝的母親。這種錯誤被視為嚴重的禮儀失誤，可能會導致皇室尊嚴受損。

乾隆帝對此非常憤怒，立即召見阿克敦詢問此事。然而，在回答乾隆帝的問題時，阿克敦未等皇帝下達退下的指令就離開了，這一舉動被認為是極其不敬的行為。乾隆帝認為阿克敦是因為被解除協辦大學士的職務而心懷不滿，因此做出了這樣的舉動。乾隆帝對此大怒，下令將阿克敦罷官，並交由刑部處理，按照“大不敬”的罪名判處斬監候。

然而，乾隆帝並沒有就此結束對阿克敦的處罰。到了六月，雖然阿克敦已經被罷官，但乾隆帝仍命其在內閣學士的位置上行走，並署任工部侍郎。這一安排實際上是給了阿克敦一個改正的機會，同時也顯示了乾隆帝對他過去貢獻的認可。

到了七月，阿克敦的官職再次得到了恢復，他被提升為署任刑部尚書，並繼續擔任經筵講官，同時負責協辦步軍統領衙門的刑名事務。此外，他還被授予鑲白旗漢軍都統的職務。九月，阿克敦又被任命為會典館總裁，並擔任《清漢篆文》的副總裁，負責編纂這部重要的文字學著作。

到了十月，阿克敦的職位再次發生變化。他被任命為翰林院掌院學士，並繼續擔任日講起居注官。到了十二月，乾隆帝終於恢復了阿克敦的協辦大學士職位，並任命他為國史館總裁

六、屢獲重用

乾隆十四年（1749），阿克敦的職業生涯再次迎來了新的輝煌。這一年，大小金川叛亂得以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