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廣卻獨享《李將軍列傳》。在極其重視規格等級的司馬遷筆下，這種筆墨的分配絕非偶然，絕非失誤。而究其原因，則在於司馬遷與李廣嫡孫李陵私交甚好。而恰恰是這位“飛將軍”的後代，在作戰不力的情況下竟然可恥地投降了匈奴。而我們可愛的太史公又恰恰是因了不合時宜地在武帝面前為李陵說情而下了大獄，受了宮刑。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不感慨封建帝王的喜怒無常中那種非人道的殘酷，也不得不懷疑太史公在其後書寫那段歷史時是否在面對相關人物時或多或少藏有並非光明正大的私心與報復心理。

問題在於，幾百年後，大詩人王維正是受司馬遷這段可以置疑的“史實記載”而毫無原則或過度地把同情寄予李廣而不公正地把衛青、霍去病彪炳史冊的戰功用“天幸”二字來加以貶低。進而，很多年後還影響著對這段歷史並不一定了解的讀者。有必要說明的是，同樣是受司馬遷的影響，與王維同時代的另一位大詩人王昌齡也寫過一首同樣著名的以李廣為歌頌物件的“名詩”：“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但區別在於，王昌齡之詩只是歌頌了李廣，雖則李廣從沒有成功地阻止過“胡馬”跨越陰山，但王昌齡並沒有在歌頌李廣的同時貶低別人，貶損那些真正有功於國的民族英雄，而王維卻恰恰相反，這就不能不說是大詩人王維一生中一次不大不小的錯誤或曰失誤了。

那麼，王維還有更大或更小的“失誤”嗎？有的。小的失誤在於他讀書不精，張冠李戴，原本司馬遷在《史記》中是說霍去病之不敗乃由“天幸”，而王維卻明白無誤地將這一“頭銜”安在了衛青頭上。而他那個大的失誤就有點令人不可原諒。天寶年間，安史之亂，755年冬，叛軍攻入長安，王維行動遲緩，未能隨唐軍及時撤離，不幸為叛軍所獲，雖也曾裝病不出，但最後卻不情願地接受了安祿山給他的偽職。而這也真正成為王維一生最大的汙點，無論如何，接受偽職都不符合任何一條儒家子弟或民族大義的要旨，何況王維身受皇恩且曾經貴為“狀元”，單以這一點而論，後世的王維倒與前朝的李陵，頗有相似之處，終歸不是什麼光彩的歷史，對他自己的直接後果便是雖然皇帝赦免了他，但他自己大約問心有愧，從此詩風大變，不再關心國家大事，而一心只涉足於田園山水，恨不得從人間蒸發了去。我們現在無從查考王維之於李陵事件的認識，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司馬遷對李廣、李陵的態度，或多或少影響了王維的人生，而王維本人的歷史則說到底是他自己書寫的，太史公不能也不可能為其負責。

這幾年來，我在做客中國黃河電視臺“天天詩詞”欄目或其他大學、中學講堂都一再主張，讀史更重於讀詩，才能真正讀懂古詩。而無論就唐詩宋詞或是其他古詩詞來說，從大的方面講，精妙無窮，精華多在，但每每也有讀起來閃爍其詞，實則大謬不然的“名詩”“名句”，稍不留神，就會被我們的讀者，而且非止是青少年讀者們興致蠻高地汲取了過去。其害之所在，不在小可。

末了也要說一下李廣這個人，其人號稱“飛將軍”，可見箭術甚佳，就其個人單兵作戰能力而言，大約倒真不在衛青、霍去病之下，但此人天生一個大毛病，打仗從不帶腦子，且生性魯莽，兇殘不可及。據他自說，當隴西太守時曾誘降羌人800餘，後同日殺之。出爾反爾，言行不一，喜怒無常。他一生機會並不少，卻沒有一次可以證明自己是一個比普通勇士更加可愛的將才，所以，越到後來，就連原本對其極其信任的漢武帝也不得不在戰前密囑大將軍衛青，千萬不可以把決定性的任務交給李廣，因為這樣的事被他辦砸了的太多了。

李廣的毛病，說到底是不能以史為鑑——尤其是不能以自己的歷史為鑑，吃一塹，長一智。作為讀者，我們在讀詩與讀史時，最好也不要犯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