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血鎮壓的策略，一邊在國內血腥彈壓民眾的反抗，一邊發動對外戰爭，轉移社會矛盾：一個國家就算再怎麼窮兵贖武，只要在對外戰爭之中不斷取得勝利，人民的凝聚力就多少還會有一些，政權的支援率也會勉強維持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事實上，近代的日本財閥們同樣也是自己窮奢極欲，卻把苛捐雜稅壓到貧困百姓頭上，逼得日本民不聊生，但好歹還知道要崇尚武力，依靠軍國主義對內鎮壓對外擴張，往海外轉移矛盾。然而，明末的東林黨實在是史上有名的作死專業戶，居然一邊橫徵暴斂、把百姓逼得沒活路。一邊又極力打壓武人地位，拼命削弱軍隊的戰鬥力，敗壞軍人名聲，保持文貴武賤的格局——任何提高軍人待遇，增加軍隊戰鬥力的提議，都會遭到東林黨和整個地主縉紳階級的瘋狂打壓，更不要說什麼對外發動侵略戰爭來轉嫁社會矛盾了。

連古羅馬的奴隸主都知道要養一群彪悍的打手監工，才能驅使奴隸幹活，偏偏東林黨卻拒絕承認這個道理。想象一下，如果二戰時期的日軍也跟明末的朝廷官軍一樣，軍械彈藥都被倒賣掉，士兵成批餓死在營地，步槍和火炮都是一開火就炸膛的垃圾，海軍艦隊都是一出海就沉的破爛，軍人出征打仗需要一路打家劫舍來湊軍糧，回國還要“享受”賤民待遇和各類歧視……那麼估計就是張學良大少都能在東京閱兵了。

第三，對於明末士大夫之中出現的“西學熱潮”，俞國振這個穿越者曾經抱有很高的期望，以為是“開眼看世界”的一種進步表現。結果等到他真的跟幾個“明末基督徒”與“西學愛好者”一交談，頓時大失所望——如果說清末的洋務派雖然問題頗多，好歹還有著“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進步意義和救國強國的樸素熱情，那麼明末中國出現的所謂“西學東漸”，當真就只是士大夫飽食無事之餘的消遣玩物而已。

在清末的時候，面對著工業革命之後急速變化的世界，還有被炮彈開啟國門的現實，一部分士大夫不得不勉強承認了西洋人的強大，開始了向他們的學習。而在明末的中國，西洋人在遙遠的東方還沒有那麼強大的力量，東西方的技術水平也沒有拉開太多，明朝士大夫打心眼裡就不認為他們有什麼先進之處

之所以在明末的時候，會出現西學流行的潮流，乃是因為當時整個社會的財富和權勢都已經被瓜分完了，社會階層已經固化了。那些縉紳大戶的紈絝子弟靠著祖產就能不愁生活，其中相當一部分人自然是熱衷於功名和仕途，但也有很多人不是當官的料，於是就把精力放在各式各樣的消遣上——那些比較傳統的，自然是醉心詩詞，一心想要成就文壇之名；那些比較放蕩的，則整日流連花街柳巷，沉迷於溫柔鄉；那些愛好幻想的，則去修道煉丹、唸經參禪，順便買蘿莉玩雙修；最後一些喜好新潮計程車大夫，才會去鑽研各種西學、雜學。正如現代的富豪互相攀比豪宅、豪車、遊艇、私人飛機和賽馬；以及維多利亞女皇時代處於鼎盛階段的大英帝國，有不少無心仕途的另類英國貴族，把海外冒險作為自己的主業一樣——曾經有那麼一段時間，當冒險家對英國貴族來說是件時髦的事兒，很容易由此成為倫敦上流社交界的寵兒。

但正因為只是把這些西學看成個人興趣和消遣，而不是什麼真正有用的求官謀財、富國強兵之術，所以明末那些能夠接受西學計程車大夫，也普遍是“三分鐘熱度”，缺乏學以致用的熱情和計劃。雖然也有徐光啟推廣海外農作物，孫元化試驗西法鑄炮等事，但依然停留在個人行為的層面上，對社會的觸動微乎其微。

最後，也是最令人絕望的一點在於，這些東林君子的思想多半頑固不化，拒絕任何變通——除非被刀子架在了脖頸上。否則的話，不管這些讀書人是不是讀書讀傻了，但至少在要求別人的方面，都只會死抱著程朱理學聖人之說不放（自己當然是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