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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8月25日,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導師梁啟超手持鮮花,帶領學生數十人前往王國維墓地釃酒祭拜,他的悼詞充分肯定王國維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精神,“違心苟活,比自殺還更苦;一死明志,較偷生還更樂”。悼詞中分析了王國維的死因:“他對於社會,因為有冷靜的頭腦,所以能看得很清楚;有和平的脾氣,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有濃厚的情感,所以常常發生莫名的悲憤。積日既久,只有自殺這一途。”梁啟超對王國維的學術成就評價極高:“我們看王先生的《觀堂集林》,幾乎篇篇都有新發明,只因他能用最科學而合理的方法,所以他的成就極大。此外的著作,亦無不能找出新問題,而得好結果。其辨證最準確而態度最溫和,完全是大學者的氣象。他為學的方法和道德,實在有過人的地方。”
自沉之謎(1)
用公正的眼光去看,無論何時,中國翹翻一個居於九五之尊的皇帝,根本算不了什麼,折損一位正當盛年的學者,就有些可惜。更何況一位正當盛年的大學者竟為一個提拎不起的遜帝而犧牲性命,那就更是折本到家的生意。王國維毅然殉清,投水自盡,事、理、情三者本已極為分明,身後榮辱他也懶得去管,只是大家惋惜他這種死法,為他感到不值,便要尋出他自殺的別種原因,以沖淡他身上那股子比樟腦丸、紅花油還要衝鼻的遺老氣息。較有代表性的有五種說法:一是殉清說;二是尸諫說;三是受羅振玉逼迫而死說;四是求思想自由、精神獨立而死說;五是厭世說。
殉清說 最早提出殉清說的是清華學校校長曹雲祥,他在王國維自盡當晚即向眾人宣佈:“頃聞同鄉王靜安先生自沉頤和園昆明池,蓋先生與清室關係甚深也。”梁啟超也力主此說,他認為王國維是古之節士伯夷、叔齊、屈原那樣的人物,在頤和園投湖自盡,正為了忠於前朝,明行顯志。隨著國民革命軍不斷北進,王國維的復辟夢想宣告破滅,他自覺無法順應新時代,倒不如一死了之。梁啟超在致長女梁令嫻的信中特別談及這個話題:“他平日對於時局的悲觀,本極深刻。最近的刺激,則由兩湖學者葉德輝、王葆心之被槍斃。葉平日為人本不自愛(學問卻甚好),也還可說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歲的老先生,在鄉里德望甚重,只因通訊有‘此間是地獄’一語,被暴徒拽出,極端箠辱,卒致之死地。靜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淵,一瞑不復視。”日本人川田瑞穗也認為王國維自殺意在“殉國”,他稱讚道:“其氣節凜凜足以廉頑立懦,際有清三百年之末運,能明此意以捐其身者,公一人而已。”
王國維早年贊同康有為的變法維新主張,戊戌政變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梁逃亡日本,後黨囂張,國家元氣大喪,王國維深感悲憤失望。1898年9月26日,他在致許家惺的信中寫道:“今日出,聞吾邑士人論時事者蔽罪亡人,不遺餘力,實堪氣殺,危亡在旦夕,尚不知病,並仇視醫者,欲不死得乎?”他視保守派為“病人”,視維新變法的志士為“醫者”,這種思想在當時夠激進的了。王國維的頭腦中不太在乎滿漢夷夏之辨,對民族革命素來不抱同情,他對中國同盟會的少年始終缺乏好感。王國維遊學日本時,曾在復羅振玉的信裡預卜革命黨的前途:“諸生騖於血氣,結黨奔走,如燎方揚,不可遏止。料其將來,賢者以殞其身,不肖者以便其私,萬一果發難,國是不可問矣。”日後的事實證明,他所料不差,宋教仁、陳其美被袁世凱暗殺,黃興、蔡鍔未獲中壽,賢者凋零殆盡,而汪精衛、蔣介石這樣的不肖者則竊據軍政大權,國事蜩螗,終於不可收拾。王國維曾與陳寅恪談及時政:中國民智未開,教育落後,如驟行民主,必為野心家所乘。他身在民國,心繫前朝,留戀典章文物,對國家禍亂感受深切,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