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憲也好，民主共和也罷，都是政客們手中的幌子，國計民生何嘗有絲毫改善？反而更趨惡化。他懷念故國前朝，與溥儀既有君臣之名，復有師生之誼，溥儀賜宴時為他挾菜，區區小事，他尚且念念不忘，對家人津津樂道。

取殉清說的還有大學者王力，他是親炙於王門的弟子，輓詩中亦將恩師視同屈子：“竟把昆明當汨羅，長辭親友赴清波。取義捨生欣所得，不顧人間喚奈何！”清華教授吳宓的輓聯亦屬同調：“離宮猶是前朝，主辱臣憂，汨羅異代沉屈子；浩劫正逢今日，人亡國瘁，海宇同聲哭鄭君。”他將王國維的節操比屈原，將王國維的學問比鄭玄。在戰國時期，屈原懷沙自沉是大事件；在民國時期，王國維投水自盡也是大事件。說到底，他們的自殺都是由於環境惡劣、時勢兇險、情緒低落、精神苦悶等多種因素交相煎迫的結果。其所惡有甚於死者，則殺身以成仁，捨生以取義。毫無疑問，王國維心目中的“仁”、“義”與諸君子所持守的“仁”、“義”大相徑庭。在同樣的處境下，他毅然尋死，而諸君子則奮然求活，完全由價值取向和精神韌度決定，無所謂誰高尚誰庸常，褒美一個，貶低一群，更無必要。《清史稿》的作者將王國維列入“忠義傳”，而不是“儒林”或“文苑”，自有深意存焉。

自沉之謎（2）

尸諫說　金梁力主此說，此說由殉清說派生而出。他在《殉節記》中寫道：“公殉節前三日，餘訪之校舍，公平居靜默，是日憂憤異常時，既以時變日亟，事不可為，又念張園可慮，切陳左右請遷移，竟不為代達，憤激幾泣下……”當時溥儀蟄居天津張園，鄭孝胥等數位親信環侍左右，羅振玉、王國維等遺老根本無法接近，更別說進言獻計，遜帝受奸小包圍，不顧危險，不謀進取，王國維對這種情形充滿憂慮，卻又無可如何，便採取尸諫的極端方式去激醒溥儀，這一邏輯推理未免失之簡單。

逼迫而死說　鄭孝胥、溥儀、郭沫若等人力主王國維受羅振玉逼迫而死說。此說的源頭當是鄭孝胥，鄭孝胥與羅振玉交惡，於是借王國維自殺放出冷箭，不僅令遜帝溥儀深信不疑，還使歷史學家郭沫若信以為真。傳言說，羅振玉與王國維同在日本時，即合作做過生意，饒有盈利，王國維名下分到一萬多元，但他並未收取，存放在羅振玉的賬號上，其後羅振玉做投機生意，大折其本，王國維的一萬多元全打了水漂，他還欠下一屁股債務，單是償還利息一項，就差不多要耗去他在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四百元月薪，王國維自感經濟上沒有出路，便投水自盡。另有傳言，紹英曾託王國維變賣清宮流出的字畫，羅振玉將這樁美事包攬下來，可是出貨之後卻將所得款項（一千多元）悉數扣留，作為歸還的債款，王國維極愛面子，無法向紹英交待，索性跳了昆明湖。此外還有傳言，王潛明死後，羅振玉為女兒向王國維索要每年二千元生活費，使王國維無力招架。逼債說在情理上很難站得住腳，羅振玉識拔王國維於上海東文學社，當時王國維二十二歲，羅振玉三十三歲。羅氏之於王氏，猶如伯樂之於千里馬，他對王國維的學術研究多有幫助，還解除了王國維在生計方面的窘困。羅振玉經商有道是不錯，但總體而言，他是一位頗具素養的學者，不是那種鑽進錢眼就出不來的市儈，他研究學術，從來不吝嗇銀錢，他向王國維逼債，純屬無稽之談。王國維的幼女王東明曾作證，羅振玉與王國維之間沒有任何債務糾紛，王國維從未經商，也沒有倒騰過字畫古董。王國維自盡後，羅振玉追悔莫及，他曾在旅順對錶兄劉蕙孫說，“我負靜安，靜安不負我”，自咎之情溢於言表。

由羅振玉逼債說更衍生出王國維早年為羅振玉捉刀寫書說。郭沫若、傅斯年等人斷定《殷虛書契考釋》的真作者是王國維，陳寅恪曾向傅斯年透露羅氏用四百元買斷此書的著作權，只因王國維性情厚道，“老實得像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