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像他們那麼大時，整天唱的就是《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前後兩段，第一段的結尾是“向著勝利勇敢前進”，第二段結尾是“為著理想勇敢前進”；理想建立在“時刻準備，建立功勳，要把敵人，消滅乾淨”上。

半個世紀過去了。

對這些孩子們來說，“勝利”在哪裡？“理想”在哪裡？他們，或者說我們該向哪個方向前進？

在地圖上沿汶川——北川——青川向東北方向搜尋，剛剛進入甘肅境內，向西看一眼，那就是文縣。它肯定在“5·12大地震”震區範圍內，但似乎又是一個被人們遺忘的角落。我不記得哪裡曾經報道過那裡的情況——至少在我，印象中並沒有出現過文縣震後的畫面。

但現在，有這麼一本畫冊就擺放在我們每個人面前，它逼迫著我們必須面對孩子們的幼稚與夢想，面對他們夢想中的家園、青山、房舍、教室、帳篷、吊針、和平與荒涼，當然還有苦澀的心靈。

文縣，文縣的孩子，如果沒有人提及他們，如果沒有這本畫冊，他們在地震的巨大災難中就等於不存在。沒有人知道他們的故事，沒有人講述他們的遭遇，沒有人記錄他們心靈的創傷，特別是沒有人知道他們的夢想，這些故事、遭遇、創傷、夢想也就毫無意義。

現在，有了這本畫冊，也就有了他們的故事、遭遇、創傷與夢想，有了我們或漫不經心，或淚眼朦朧的反應，有了我們在真實——夢想的真實——面前或習以為常，或重新開始的思索。

從一年前那個時刻起，我就反覆問過四川的朋友：我到底能為那裡的孩子們做些什麼？能不能收養？

四川的朋友說：你什麼也做不了，收養很麻煩，一切都未可知，你就坐在那裡看、想、寫，這就是你義不容辭、責無旁貸的事。

是得有人專門坐在那裡看、想、寫。

但我往往看不下去，也不願去想，更談不到寫。

有人說遺忘是自然的，記憶就是對遺忘這一自然現象或自然功能的有意抵制。

但在我，至少在大部分情況下，往往是在強迫自己遺忘。

昨天（5月3日）晚上，我在電視上看到CCTV的記者柴靜在清明前後重返汶川的報道，裡面有一個孩子就始終不說一句話。他是如何逃生的，有什麼想法，無論柴靜如何啟發，就是一言不發。那是一種近乎絕望的倔強，一種連夢想都沒有了的沉默。柴靜親切可人，她撫摸著孩子的頭，裡面有一種無聲的交流，看了讓人淚流不止的交流；但從她嘴中說出的話，卻是信心、希望、未來與美好。

但不這樣說，又能怎樣？我反覆追問自己：換成了我，我又能又該說些什麼？他們畢竟只是孩子。

我的心很疼。覺得我們已經不會也不可能再會有別樣的方式來表達我們作為見證者的細微感受了。

現在，有了這本畫冊，裡面也有信心、希望、未來與美好，但卻是夢想中的信心、希望、未來與美好。

一個名叫“一（6）郭鴻雁”的孩子用水墨畫了一隻手，兩隻指頭脫離了手掌的手，旁邊寫著：“愛，就算指尖沒有，也不曾離開”。

語言表達尚不完備，但這卻是我所見過的世界上對愛的最好表達，對夢想的最好表達。

我想象著這個孩子的一切：是她（他）的手斷了嗎？還是他（她）看到了別人的斷手？那個人是她（他）的親人嗎？怎麼斷的？現在怎樣？愛，能讓斷肢復原嗎？或者，這只是他（她）夢中的景象？——那將更為震撼人心。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只知道，這孩子還有夢想，比我們那時候高唱的理想不知要真切多少萬倍的夢想。

因為她（他）有愛。

2009年5月4日夜，一個有夢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