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一良先生曾把文化分為三個層次：狹義的、廣義的、深義的。前二者用不著再細加討論，對於第三者，深義的文化，周先生有自己的看法。他說：“在狹義文化的某幾個不同領域，或者在狹義和廣義文化的某些互不相干的領域中，進一步綜合、概括、集中、提煉、抽象、昇華，得出一種較普遍地存在於這許多領域中的共同東西。這種東西可以稱為深義的文化，亦即一個民族文化中最為本質或最具有特徵的東西”。週一良：《中日文化關係史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頁。他舉日本文化為例，他認為日本深義的文化的特質是“苦澀”、“閒寂”。具體表現是簡單、質樸、纖細、含蓄、古雅、引而不發、不事雕飾等。周先生的論述和觀察，是很有啟發性的。我覺得，他列舉的這一些現象基本上都屬於民族心理狀態或者心理素質，以及生活情趣的範疇。

把這個觀察應用到中華民族文化上，會得到什麼結果呢？我不想從民族心態上來探索，我想換一個角度，同樣也能顯示出中華文化的深層結構或者內涵。

在這個問題上，寅恪先生實際上已先我著鞭。在《王觀堂先生輓詞？序》中，寅恪先生寫道：

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於《*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猶希臘柏拉圖所謂idea哲學著作一般把柏拉圖的idea（或eidos）譯為“理念”，朱光潛先生則極力倡導譯成“理式”，陳康先生主張譯為“相”或“型”。者。

我覺得，這是非常精闢的見解。在下面談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中國哲學同外國哲學不同之處極多，其中最主要的差別之一就是，中國哲學喜歡談論知行問題。我想按照知和行兩個範疇，把中國文化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認識、理解、欣賞等等，這屬於知的範疇；一部分是綱紀倫常、社會道德等等，這屬於行的範疇。這兩部分合起來，形成了中國文化。在這兩部分的後面存在著一個最為本質，最具有特徵的、深義的中華文化。

寅恪先生論中國思想史時指出：

南北朝時，即有儒釋道三教之目。（中略）故自晉至今，言中國之思想，可以儒釋道三教代表之。此雖通俗之談，然稽之舊史之事實，驗以今世之人情，則三教之說，要為不易之論。（中略）故兩千年來華夏民族所受儒家學說之影響，最深最巨者，實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關於學說思想之方面，或轉有不如佛道二教者。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251頁。

陳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6）

事實正是這個樣子。對中國思想史仔細分析，衡之以我上面所說的中國文化二分說，則不難發現，在行的方面產生影響的主要是儒家，而在知的方面起決定作用的則是佛道二家。潛存於這二者背後那一個最具中國特色的深義文化是三綱六紀等倫理道德方面的東西。

專就佛教而言，它的學說與實踐也有知行兩個方面。原始佛教最根本的教義，如無常、無我、苦，以及十二因緣等等，都屬於知的方面。八正道、四聖諦等，則介於知行之間，其中既有知的因素，也有行的成分。與知密切聯絡的行，比如修行、膜拜，以及涅槃、跳出輪迴，則完全沒有倫理的色彩。傳到中國以後，它那種無父無君的主張，與中國的三綱六紀等等，完全是對立的東西。在與中國文化的劇烈衝擊中，佛教如果不能適應現實情況，必然不能在中國立定腳跟，於是佛教只能做出某一些偽裝，以求得生存。早期佛典中有些地方特別強調“孝”字，就是歪曲原文含義以適應中國具有濃厚綱紀色彩文化的要求。由此也可見中國深義文化力量之大、之不可抗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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