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顧頡剛任副主任委員（後來，顧頡剛轉請韓儒林任之，細節不詳述），凡此均可想見朱家驊對於“邊疆”事務的熱心。此刻，出於自己本身的關懷，又有蔣介石的一席言，加上時任行政院政務處長的蔣廷黻的鼓吹，朱家驊顯然不願讓中研院在這波逐“西北”之浪的隊伍裡缺席，於是，社科所便成為這波意欲讓學術和現實結合在一起的行動的先鋒部隊，用陶孟和自己的話來說，“當此之時，有可服務國家之處，當決然擔任”。

然而，在戰爭期間要讓社科所扮演好這個“服務國家”的角色，又得與“最高當局”的個人意志相配合，其實並沒有那麼簡單，涉及相關事務實在繁雜困難之至。首先，既然蔣介石委員長喊出了“西北是建國的根據地”，陶孟和就擬了計劃，打算把社科所搬到蘭州去，專就經濟及文化接觸兩項進行研究，請蔣廷黻轉給蔣委員長，提供他們所需要的一切。蔣介石同意了，卻批示要社科所遷到蘭州“以西”的地方去。“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蔣廷黻告訴陶孟和，“無以介公批了遷蘭州以西而失望。若干工作仍可在蘭州做，止是牌子推於蘭州以西云云”。實際上，在李莊的社科所，根本不打算搬，“名義上是遷，實際上是添”，此後，社科所應當又多蘭州一個據點了。不料，“天威難測”，“最高當局”最後指示，所謂蘭州“以西”的地方，居然是酒泉。這下子麻煩就來了，據傅斯年提供給朱家驊的意見：

……此事大可發愁，酒泉嚴格說僅一油棧，如何設社會所？其中既無經濟可以研究，亦無文化接觸可以研究（研究文化接觸最好在西寧），社會所如在西北設分所，必以蘭州為宜，酒泉切切不可，此點若不改，後患無窮。若名稱上在酒泉掛社會所之牌，必為空洞。以介公之熱心西北，夏、秋未必不去，一看其為空洞，非真遷也，恐本院整個蒙不良之影響……本院似不當把社會所實際上放在李莊，分店在蘭（按：蘭州），牌子卻掛在酒泉，而謂不在蘭州也……

只是，最初傅斯年雖不以社科所此舉為然，卻因此事並“不關史語所，亦未注意也”，所以還對陶孟和直接“引當時報上一名詞雲‘陽奉陰違，貽誤要公’，以為笑謔”。不料，等到社科所因之而要廣聘人才之際，傅斯年頓覺苗頭不對，開始憂心社科所和史語所的工作範圍恐將有重複之病矣。原來，他早與陶孟和有“君子之約”，主要內容是“近一百年史，即鴉片戰爭起，由社會所辦，其裝置亦由社會所”，因此，史語所的全漢升“昔有志治近代一問題”，就被他阻止了。現在，陶孟和想聘用的李安宅、費孝通與韓儒林等人的工作主題或範圍，正是史語所原來成員各有專精者。如此一來，傅斯年以為“恐有大規模之重複在後，未便再顢頇下去”，便與陶孟和開始交涉。遺憾的是，雙方溝通不良，終至以函件相征伐，在紙上“兵戎相見”。

第一章　開創學術的自主空間（8）

陶孟和生氣的是，自己“受命進行西北工作”，計劃進行並不順遂，沒想到傅斯年居然還來干涉社科所想要聘的人，難不成是說自己沒資格主持這件事嗎？他在信裡對傅斯年這麼說：

……今又遭一再鞭撲，且警告以所請之人不得任為研究員（實際上現僅有一人），弟行能無似，如足下承認弟無資格進行西北工作，或須完全退出中研院，尚祈坦白告我為幸。

他在另一封信裡的一句“足下伎倆高超，素所深悉”，則更可能讓傅斯年的血壓升高不少，因而回信痛責道：

“伎倆”一詞，其connotations在中國雖無標準字典，然試看《聊齋》《西遊》《兒女英雄傳》《封神榜》等書，完全是一句罵人很重的話，意為“小小陰謀”之類或英語之treacherous……此等罵人話，最好盼望我公收回，即是說，下次來信，宣告收回“足下伎倆高超，素所深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