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個大字，除非我公認為不必再作朋友的話。

雙方言語裡的火氣，既已至此，友誼決裂，自是意料中事。最後，只好“公事公辦”，訴諸中研院的最高領導當局朱家驊。陶孟和致函朱家驊，言明道：“請其設西北研究所，集合院中各所力量，內包括貴所之歷史、考古、語言、民族四門，此所另請高明主持，至於社會所則僅擔任經濟、行政兩門……”

傅斯年一樣寫信給朱家驊，主張社科所和史語所“兩所工作之分界，提交院務會議”，並倡議“另由全院辦一中央研究院西北工作站，其計劃另呈”（按：傅斯年此一“西北工作站計劃”，未見）。

面對著“西北研究所”與“中央研究院西北工作站”兩項提案，朱家驊當時究竟做出什麼抉擇，他又如何化解陶、傅之間的衝突，目前尚不得而詳（不過，就目前可以接觸到的史料判斷，“西北研究所”或是“西北工作站”並未曾成為中研院的建制。傅斯年之爭，顯然確有其實效）。然而，如果沒有梁思成那個可以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動作，陶、傅友誼的裂痕，恐怕難以彌合吧。

在國難當頭的時代背景下，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者，不願在象牙塔裡孜孜不倦，理有必然。特別是，來自政府和院方的“最高當局”的鼓動，人文社會科學居然“有可服務國家之處”的“實用”價值，研究者之雄心勃勃，意欲另闢天地，也不讓人意外。可惜的是，陶孟和領導社科所“進軍西北”的行動，“掛空牌於酒泉”，用傅斯年的話來說，卻是“近於矇蔽政府之事”。況且，這是“院務之大事”，應該“聞之院務會議，一商其各種可能之利害”；並不是院長和某位所長說好了，就可以算數，就應該執行。中研院的發展前景，該如何擘擬，實在不容許“黑箱作業”。

相對的，傅斯年最後之大義凜然地主張將此事“聞之院務會議”，並另起爐灶，提出“由全院辦一中央研究院西北工作站”，卻又是他憂心社科所和史語所的工作範圍將有重複的“本位主義”的展現。用陶孟和的話，社科所和史語所的工作有所重複之處，實並無可憂：“退一步講，中國學術工作，以至近於學術之工作如此幼稚，研究之處女領土如此之大，‘重複’……又有何妨。”

唯在傅斯年看來，他不能同意各所的研究範圍有重複之處，故與陶孟和早有“君子之約”。偏偏，陶孟和擬聘用的新進研究人員，正違背了前此的約定，如費孝通就與凌純聲的科目重複，韓儒林之治學範圍則恰如向達。傅斯年之爭，顯然是要對自己所裡的成員有所交代。傅斯年之“爭”，也並不是絕對“大公無私”的行動。不過，經此一“爭”，朱、陶推動中研院“進軍西北”的雄圖，應該就此煙消雲散矣。

必須承認，在“中研院”這個學術社群的發展道路上，往哪個方向上走，朝什麼樣的學術領域邁進，有時並不完全仰仗學術自身的邏輯而運作。即如彼時研究院想要“進軍西北”的動力，日後“三*義”也得成為一個學術課題/領域，並可在研究院（與各大學）安寨紮營，成立研究所，顯然都並不是學術社群自身醞釀出來的；政府和院方的“最高當局”，才是帶領“開拓”學術道路的火車頭。

那麼，遠離戰爭歲月之後，學術社群還必須扮演同現實需要相呼應的角色嗎？當代“產/官/學”三位一體的結合景象，對這個問題已然做出瞭解答。因此，從歷史的宏觀視野來看，傅斯年與陶孟和的爭執，更終究只是場“茶杯風暴”而已。在“中研院”裡，各式學術建制的“存在理由”，各有講不完的故事。面對著“中研院”未來學術建制的興廢工程，述說這些故事，應該可以帶給我們一些思考的靈感吧。

第二章　“中央研究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