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卓凡並無意苛責前人。以中國體量之巨，文明制度慣性之大，在沒有任何成功模板——指的是老大農業國成功蛻變為近現代工業國——可以學習的前提下，慢慢摸索前進，幾乎是必然的選擇。

我們沒有可能不支付不斷試錯的代價。

不然，即便大方向走對了，可如果步子邁得太急、太大，不但會扯著蛋、撕著胯。會摔跤、翻車。甚至會一個收掣不及。滾下懸崖，粉身碎骨，再無翻身之日。

這樣的例子，古今中外，歷史現實，不要太多。

關卓凡發現，二十一世紀，多少在網上痛斥晚清統治者“喪權辱國”的憤青。骨子裡其實保守得可怕。不要說改革制度了，就是一個稱謂、口號的變化，都能夠引起他們鋪天蓋地的反對。理由嘛，說到底，無非“我泱泱中華，文明器物，啥沒有啊？為什麼要求諸野蠻腥羶之外夷？噁心！”

這種口吻，和“不可變亂祖宗成法”，有任何區別嗎？這種人，如果生在晚清。百分百會成為改革的最有力的反對者，成為他們痛心疾首的“喪權辱國”的真正始作俑者。

嗯。混得好的話，拿來做清流，可能是好材料啊。

改革？真心難！

略略走題了，回到慈禧身上。

在缺乏真正的改革意識的同時，慈禧也缺乏基本的工業化概念。

“基本的工業化概念”，大約比“真正的改革意識”還要難，關於工業化的許多概念，大多是後人總結出來的，在十九世紀中葉的時候，並不十分明確。

近現代工業這個東東，在晚清統治階層的腦海中，由始至終，沒有完全脫出“奇技淫巧”這個路子。

曾國藩曾經跟關卓凡說過：“今視洋務，有事有權，權則操之總署，事則不離口岸，而口岸之中，則又以上海為重。”話裡的意思，跟關卓凡當時所想，完全一樣——京城保守勢力強大，不是辦洋務的好地方，真正推動洋務的發展，還要靠地方上的自強。

但是，那是他“當時”的想法，現在的局面，和“當時”已經大不相同。

一方面，他已經領袖中央機樞，掌握了洋務的領導權；另一方面，經過幾年的發展，洋務已經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人們的思想觀念——包括保守派的，也有了初步的變化。

洋務不可能永遠只在幾個沿海“視窗”發展，欲進一步推動洋務，使之深入發展，並行之於全國，“大腦”——最高統治者的觀念的轉變，這個改革成功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條件，不容繼續迴避了。

那麼，如何幫助最高統治者——慈禧轉變觀念呢？

一言以蔽之：走出深宮，睜眼看世界！

用最直接、最強烈的視覺、聽覺之感官刺激，叫御姐明白：人家在哪裡？咱們在哪裡？距離有多大？理想如何豐滿？現實又如何骨感？可不可以閉上眼睛不承認落後？可不可以不改弦更張奮起直追？

乃有“太后閱兵”天津之行。

關卓凡相信，在“冠軍號”巍峨龐大的鋼鐵身軀面前，最保守、最衛道的人，也無法免於震撼，也不能對著這“滅國之威”，說：這只是“奇技淫巧”。何況，聖母皇太后本來就天資聰穎，本來就是這個時代最聰明的人士之一？

原時空，慈禧晚年的昏聵，實在是：本來就“讀書少”、見識少，又長期幽居深宮、耳目閉塞——再聰明的人，不學習，不和外界接觸，時間長了，也必然要和時代脫節；年紀大了後，腦子也必然會變成一團漿糊的。

慈禧的的反應，比關卓凡最樂觀的估計還要好：小站閱兵、演炮，已經做了足夠的鋪墊，慈禧和“冠軍號”第一次邂逅，在關卓凡未做任何實質引導的情況下，御姐就萌生了最樸素的工業化概念——她本能地開始計算、思考鋼鐵產量和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