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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朝臣們眼看著皇帝因為憂國而大病纏身，因為傷心而涕淚交流，竟然無言可對，想不出半個救國圖強的良策。為了安慰皇帝，首輔範復粹只是一再說：“這是氣數，氣數！”

崇禎皇帝只好很不高興地回了他一句：“這也說不得是氣數。就是氣數。也要靠人力來挽回呀。”大臣們於是又對以無限延長的沉默。

這樣只會陪哭、不說話的輔臣，也難怪崇禎皇帝不滿意了。因此，他就想要再次換相。

自從溫體仁回鄉之後，輔臣已經換過好幾撥。首輔也先後用過張至發、劉宇亮、薛國觀、範復粹四個人，卻沒有一個是得心應手的，更不用說什麼經邦治國的王佐之才。

崇禎皇帝的本意是很想讓楊嗣昌來做首輔的，但為了剿平匪患卻不得不讓他出京督師，最後終致身敗名裂。他為楊嗣昌惋惜，也為自己惋惜，因為仔細掂量了一番之後，在朝臣中竟然再找不出一個可以讓他信賴的輔佐人才。

國難思忠臣，他於是回憶起原來曾在身邊任事的幾位大臣。比較能幹一點的韓爌、孫承宗以及溫體仁都已經死了，似乎只有一度特別得到他賞識的原任首輔周延儒還算差強人意。看來，為了這個殘破不堪的國家，也只有重新起用周延儒了。

就在崇禎皇帝為了選用新的首輔而大傷腦筋的時候，一個有力的“院外活動集團”也正為了周延儒的起復而奔簸忙碌，這個集團就是朝野聞名的江南復社。

復社的建立、成長過程也就不詳述了，有興趣可以查閱史料。我們只要知道，這時候的復社已經控制了江南地區的科考，非復社之人很難中舉。而且復社也插手到了官場上官員的任命中了。

隨著復社勢力和影響的增大，復社首領張溥和他的主要助手們的聲望也如日中天，很有些不可一世的樣子。而且他們大都出身於江南世家，同東林黨人本來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再加上在道德文章方面的講求也多與東林一致，因而在政治立場上，復社一直是東林的堅決支持者。復社成員中也有不少人根本就是著名東林黨人的子弟。

復社在江南把持選政，幾乎掌握了士子們窮達進退的命運，自然使社內人受益匪淺，卻也招來社外士人的忌恨；他們激烈擁護東林黨人的政治立場也使得官僚中與東林作對的人對他們側目而視。因此，自崇禎初年起，攻訐復社的事件就屢有發生，到崇禎九、十年間，這種攻訐形成了一次**。

感受到了威脅，也使得復社的骨幹們更加感到參預政治，發展政治實力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這以後，他們結黨干政，大造輿論的活動卻更加積極起來。並且在崇禎十四年之前，他們還幹出了兩件引人注目的大事。

一件是在崇禎十一年的七月，復社中的一夥年輕人在南京發表了一份討伐閹黨分子阮大鋮的《留都防亂公揭》。

很好笑的是，阮大鋮對復社的這些人向來是很巴結。比如：他主動為復社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與江南名妓李香君搓合牽線，還請復社諸公子到家裡飲酒看戲。但復社公子們喝了酒，看了戲，卻當面把阮大鋮挖苦痛罵一番。而且，為此還提高了警惕，以為阮大鋮這樣的舉動明明是為了翻案在做準備。

而阮大鋮則狼狽不堪，一面也寫了一張揭貼《酬誣瑣言》作為回答，一面到處託人向復社諸公子解釋求情，自然遭到的全是痛詆。在這樣的侮辱下，所以就讓阮大鋮有了結交吳世恭這個武人之心。

復社進行的另一項重大活動雖然不如攻擊阮大鋮那樣有聲有色，淋漓痛快，對朝廷政治的影響卻更直接、更深遠。在崇禎十三年，復社人士同朝中的東林黨人密切合作，搬倒了內閣首輔薛國觀。

從朝中的派別體系上看，薛國觀屬於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