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在他的《大明階級史》這樣記錄了關於“太子案”。

他寫道：太子案的起因是日益崛起的資產階級一次野心勃勃的權力陰謀，這件事的影響是深遠的，它揭露了資本家對官僚的腐化。

但王夫之隨即又寫道：太子案中，皇帝在國朝建立了一種新的威懾平衡，既在朝廷的主控下，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威懾，大遊行，讓資本家第一次嘗試到了除了朝廷以外的第二種力量。

這種力量如同汪洋大海一樣，一旦他們爆發，資本家們將束手無策。

難道大明進入了威懾紀元？

不管怎麼說，王夫之的這一分析，還是有他的道理的。

這也的確是張凡想要看到的局面。

七月三十日，一群人被押送到北京城郊外法場的路上。

為首的陳志在臨行前大聲笑道：“哈哈哈！我們是殺不完的！遲早有一天，後繼者，會推翻暴君！”

“我們為自由而戰！”

“終有一天，我們會取得勝利！”

他說得慷慨激昂，但換來的卻是剩飯剩菜。

正午時候，陳志等一眾人，被押送到郊外刑場，槍決。

隨著槍聲響起來，這些人倒在地上。

太子案似乎隨著太子被廢，就已經終結了。

然而，它的影響卻還沒有結束，或者說，隨著陳志等人被槍決，後續影響才剛剛開始。

因為朝廷在接下來展開了一輪大規模的清查，清查物件主要是當地官員以權謀私的現象。

大多數官員利用手中的權力，和地方上的商人勾結起來，形成壟斷型產業鏈。

當錢和權綁在一起後，將是一種恐怖的資源型壟斷。

於是，以李自成為首的廉政督察總府，以北京為中心，在各省成立了直屬於北京的專案小組，分散下去，開始調查。

這種專案小組，不受地方巡撫衙門、布政使司衙門的管控，不需要向他們彙報。

揹著無線電報，到地方上去，有任何事情，直接給北京發電報，給李自成為首的廉政督察總府各高階官員發電報。

而且為了加強、加快程序，每個小組規定了必須發日報。

也就是北京監控核查各省小組每日的工作。

這是為了防止一些人下去後，立刻被地方腐化。

而且，也是為了提高監察效率，以便後續做核實。

例如頭一批人去山東省調查，這幫人調查完後，也就抓了一些小蝦米。

北京不滿意這個結果，然後派出第二批人調查山東省，第二批人以便調查一邊發日報。

兩批人的日報可以對比來看，如果有出路，那肯定是有一批人說謊了。

這叫過程文件備案。

在這種模式下，一批批調查組被分派到地方上，開始了雷霆調查行為。

崇禎二十一年的整個下半年，官場震盪。

然而，官場震盪還沒有人敢反抗，因為這是順應了民意。

八月十五日，北京就有5個官員被查。

分別是順天府府丞，國土管理司司丞，商務司司丞，市場監督局郎中令，朝陽新區知縣。

他們的罪名要麼是受賄，要麼是濫用職權牟利。

當然，這還只是開始。

進入到九月，山東布政使汪忠橋被查，他是崇禎二十一年，第一個被查的省級大員。

據說他有兩個弟弟，利用他布政使的官職，壟斷了青州府的煤礦買賣和製糖業。

煤炭日益成為民生行業，而製糖業隨著大明經濟的發展，也開始成為民間不可或缺的物資。

在過去的時代，只有有錢人才吃得起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