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爾斯這本書的名字也是用資料運算來敲定的。他本來想給這本書取名“直覺的終結”，但用Google關鍵詞廣告隨機挑選、顯示其中一個書名做廣告後，他改變了主意：“超級運算”比他原先挑的書名的點選率高63％。這比跟出版社的編輯討論要科學多了，證明超級運算能提高效率和生產率。但計算能力的爆炸也給大公司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使他們能夠誘惑或煩擾他們的顧客。找到消費者喜歡的商品或服務變得更容易了，讀者還沒想清楚的時候，亞馬遜網站的電腦就知道他們喜歡什麼了。而汽車銷售商也能用同樣的資料算出如何把價格和貸款利率推至最高。航空公司在取消航班時，可以透過計算推測哪些旅客更有可能被其他競爭對手吸引過去，因而優先給他們安排重新訂票。這種能力掌握在電腦手中，而不是售票人員手中。

艾爾斯先生預計，日常決策將變得越來越自動化，人的判斷的作用將侷限於為計算式提供資訊。自動化決策不久將目睹其他職業經理、放貸員等職發生的變化：他們曾經收入優厚、職責重大，現在只是呼叫中心的接線員，重複電腦提示的句子，報酬很低。

“但統計分析無論取得了多少次成功，仍然會受到大量懷疑甚至仇恨。艾爾斯說，這是因為統計威脅到了各領域內的專家們的飯碗。但即使對很多非既得利益者來說，依賴冷冰冰的、冷酷無情的數字而非人的本能顯得沒有生氣。艾爾斯想透過展示直覺是多麼容易出錯來消除人們的懷疑。”

他借用了一個包含10個問題的心理測驗，問題包括馬丁？路德？金去世時的年齡（39歲）、一架空的波音747有多重（18萬公斤）。回答問題的人只需給出一個他90％相信是正確的範圍。如果這10道題你估計的範圍都涵蓋了正確答案，說明你不夠自信。因為要想給出包含正確答案的範圍，只要把估計的範圍說得特別大就行了，比如馬丁？路德？金遇刺時肯定是在1歲到200歲之間。但幾乎每個人做答時都太自信了，忍不住把範圍限定得很小。人們總以為他們比實際知道得多。一般人能答對3到6道，只有不到1％的人給出了9到10個包含正確答案的數字範圍，99％的人都太自信了。艾爾斯想借此說明人們都太相信自己的直覺了。阿申費爾特用資料推算後說1986年波爾多葡萄酒的質量會很一般，而帕克依賴他的專業技能預測說那年的酒會特別好。結果阿申費爾特的預測是準確的。但統計數字總是要由人去分析和使用的，應該無法全面取代人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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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本能是否存在？

“9？11”到底是一起事件還是兩起？可以說它是一起，因為它們毀於本？拉登的同一個計劃，相距不遠的雙塔被撞擊的時間只相隔數分鐘。但也可以說是兩起：南塔和北塔之間相隔一定的空間，是兩座不同的玻璃和鋼筋組合體，在不同的時間遭到撞擊並倒塌。一起還是兩起，這並不是類似一個針尖上能站多少天使那樣的問題，不同答案之間有35億美元的差距。因為按照世貿大廈保險合同的規定，遭一起破壞性事件賠償35億美元，兩起賠償70億美元。結果雙方打起了官司，保險公司的律師說是一起——發生的是一場恐怖襲擊。世貿大廈租戶的律師說是兩起——發生了兩次倒塌。庭審時法官們對“事件”一詞的含義發生了爭議，官司打了近6年，最終協議是保險公司在賠償了23億美元的基礎上又賠了20億美元。這是斯蒂芬？平克在他的新書第一章講的故事，意在說明語言學研究並不是一門象牙塔中的學問，它跟我們的經濟和政治生活息息相關。

再來看語言和政治的關係：由於我們的頭腦非常靈活，使我們能夠用不同的方式描述同一個複雜事件。墮胎是婦女控制她自己的身體還是終止一個人的生命？在伊拉克的作為是解放一個國家還是侵略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