鎮、天津、登萊等處。”】

＇5＇【《明熹宗實錄》卷十九“命禮部右侍郎孫承宗為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6＇【《明熹宗實錄》卷十九“升兵部主事袁崇煥為山東按察司僉事山海監軍。”】

＇7＇【《清史稿·列傳第二百四十七》“富明阿，字治安，袁佳氏，漢軍正白旗人，明兵部尚書袁崇煥裔孫。崇煥死，有家屬流寓汝寧，有子文弼，從軍有功，編入寧古塔漢軍。五傳至富明阿，以馬甲從徵喀什噶爾，授驍騎校，升參領。”】

＇8＇【《崇禎長編》卷三十七“諭以袁崇煥付託不效，專恃欺隱，以市米則資盜，以謀款則斬帥，縱敵長驅……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產兄弟於二千里外，餘俱釋不問。”】

第五章 王在晉筆下有三朝

若將孫、袁二位大能攢的這些墨水跟那位因被視作“廢柴”而聲名狼藉的王同學一比，那就確實顯得寒磣了點兒。王同學出生於河南浚縣，據浚縣的資料介紹，他跟孔子那位高足——子貢是同鄉，其一生著作甚豐，有《越鐫》、《歷代山陵考》、《海防纂要》、《總部疏稿》、《經略撫齊中樞疏》、《龍沙學錄》6卷、《通漕類編》9卷、《岱史》、《遼記附述》、《遼評紀要》、《評遼續記》、《蘭江集》、《寶善堂集》、《西坡漫稿》、《西湖小草》等＇1＇，涉獵極為廣泛。

其中，《越鐫》、《海防纂要》、《通漕類編》三本被後世廣泛用於研究明代航海、貿易、海關、海防、軍械、戰陣、經濟、地理、航運、船舶、漕運、河渠等方面，這三本書之所以研究價值高，都是因為王同學善於將自己官任上接觸到的案例、資料、體制等系統的編纂成書。

《越鐫》中詳細記載的大量通商案例很是寶貴。

《海防纂要》裡除海防理論外，還有戚繼光戰車中輕車的詳細資料，福船、廣船的製造方法及其優劣詳解＇2＇，顯示釣魚島、黃麻嶼、黃尾嶼、赤尾嶼在明朝就屬於中國版圖的海航路線圖（針路＇3＇），以及在當時來說還比較新潮的觀念——世界。

《通漕類編》則是有關明代漕運、河渠、海運、海道等方面的詳細記載。

而王同學最為出彩的著作當屬《三朝遼事實錄》，此書對後世研究明清鼎革期間的遼事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關於明清鼎革的史書文獻可謂繁多，《三朝遼事實錄》之所以能脫穎而出，主要是因為成書的體例。

在明末清初，修史書的文人很多，有壯志未酬的、有心懷鬼胎的、有文過飾非的、有專供御用的、有指點江山的、有道聽途說的、有一洩私憤的，也有擾亂視聽的，還有專門跑來湊熱鬧的（比如朝鮮），反正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這些所謂史書一般都沒有學術規範，講求的是要主觀不要客觀，要的是說辭而不要依據，只要能自圓其說，只要寫得高興，就怎麼寫都行。

如此的濫竽充數之下，相互抄錄也大行其道，一個事情，你抄我的，他再抄你的，別人再抄他的，最後不論是否屬實，在大家眾口一詞之下，大家可互為奧援，即便是造假也能避免“孤證不立”的尷尬，往後時間一長，若再有後人來修史，一看各種“史料”都眾口一詞，那即便是假的也能成事實，如此修史還不如不修。

以上這些史書的行文體例都很不規範，大多是作者直接以敘述的形式講故事，這樣很容易夾雜私貨，有時講著講著，講不通了就乾脆編一通理由，對不對無所謂，只要能把事情說圓就好，也並不講求引證、實證這些規範。所以，這些所謂史書文獻沒有太大的史料價值，充其量也就能反映一下當時的輿論走向（跟小報差不多），對於探求歷史真相非但沒有幫助，反而還有擾亂視聽的效果。

當後世研究者在面對這一堆所謂“史料文獻”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