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下野，汪精衛也於９月１３日通電下野，１２月１６日發表了引退政界的宣告，和陳璧君一起前往法國。１９２９年回國後，以“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監委員聯席會議”的名義釋出命令，對各路“護黨救**”發出委任狀和番號。１９３１年元旦汪精衛在天津發表下野宣告，在汪精衛的主持下，於５月２８日成立了廣州國民政府，否認南京國民政府的合法性。“九一八”事變，完全改變了中國歷史的程序。蔣介石迫於形勢，將軟禁的胡漢民釋放，並派蔡元培、張繼攜帶他寫給汪精衛的親筆信赴廣州議和。在南京召開四屆一中全會，重組國民政府，廣州政府隨即取消。歷任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委員、行政院院長兼外交部長、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黨副總裁等職。

在民主革命的初期，汪精衛是有功績的。1905年同盟會成立後，他是《民報》的主要撰稿人，寫了《民族的國民》等多篇文章駁倒梁啟超的保皇謬論，為革命大張輿論。二是在南洋各地發展組織和籌款。三是謀刺攝政王載灃，給滿清朝廷震懾不小。四是1920年歸隊後，做了很多組織和宣傳工作，參加中國國民黨“一大”籌備工作，1925年隨孫中山北上，併成為中山“遺囑”起草人。

但是，基於他的性格，汪精衛在後來的政治活動中表現出了很嚴重的妥協性。這是他的致命弱點。

中山先生逝世後，廖、胡、汪都成為領袖人物。廖因左派關係，得不到國民黨右翼的支援。胡是民初“四督”之一，又是代帥，躍為國民政府主席，似乎順理成章；可是他對平定“劉楊叛亂”不力，得不到許崇智的支援，加上平日尖酸刻薄，好罵人，黨內惡感頗多，支援率也低。汪精衛在“一大”後支援“三大政策”，為人謙卑圓滑，長於調和，能左右逢源，既得左派支援，又避免右派的敵對，所以被推為廣東國民政府的主席。這不是靠政治實力，是機遇造成的，是形勢使然。其中隱含著脆弱的因素。

1926年3月，蔣介石利用“中山艦事件”**，蔣無視汪的國民政府主席和軍委主席的地位，先斬後奏，給汪難堪。汪意識到：“我是國府主席，又是軍委主席，介石這樣舉動，事前一點也不通知我。這不是造反了嗎？第二天，汪想叫朱培德、李濟深扣留蔣介石，但指揮不動。事後自覺威信受損。五月，以“遷地就醫”為名秘密離穗。後來自嘲“責己不責人，所以引咎辭職”。這是一次政治上無能妥協的表現。

在後來的政治鬥爭中，由於性格軟弱、實力缺乏，汪精衛一遇不利，動輒託病出洋或住院休息。1927年12月汪在廣州，**利用時機發動“廣州起義”，汪遭到國民黨各派指責，於是宣佈引退，悄然出國。1932年7月汪以行政院長名義發表通電，壓張學良進兵熱河，張不聽命。汪與張矛盾加劇，10月請病假赴德就醫。

漢奸歲月

“九·一八”事變之後，汪找到了與蔣合作的機會。1932年1月28日在汪行政院院長履新之日，上海爆發了“一·二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肇事挑釁，給汪一個下馬威。

十九路軍奮起抵抗，全國人民萬眾一心，同仇敵愾。民心可用，士氣高漲。

而汪精衛一開始便被恐日情緒所圍困。他被日帝的淫威壓倒，只看到日本的強，卻看不到中國的大和得道多助的優勢，他認為：“須知數十年來，中**事經濟，在物質上著著落後，固不待言；即組織上亦幼稚不完善。”（注：見《汪精衛傳》，第120頁。）他害怕打仗，全力交涉言和。1932年5月在蔣、汪的同意下，國民政府跟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淞滬停戰協定》。

1935年5－6月間，他批准了“何梅協定”、《秦土協定》，把華北主權拱手相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