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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

斯透過觀察海灘和當時已經相當裸露的女人得出這樣的結論:實際上,這種表面放蕩只有在自我約束的能力增加時才是可能的。

因此,身體解放和其他當代的裸露行為並非與諾貝爾·埃里亞斯所提出的這種文明程序背道而馳,而是這種文明程序的一部分,只不過它標誌其第二階段。在第一階段中,舉止和情慾的控制只能透過各種各樣的禁忌和儘可能遠地躲避直接接觸身體而實現。諾貝爾·埃里亞斯本人也指出這起因於整個個人生活領域的萎縮,經常剋制情慾的滿足,病理途徑除外(埃里亞斯,1975)。文明程序在這種模式上不可能繼續發展。當嚴管和禁慾在19世紀發展到極至時,一種對身體的新關注應運而生(柯爾班;1987),開啟了文明程序的第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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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身褡大戰

第一階段向第二階段的過渡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帆風順的。用緊身褡大戰形容這個過渡再合適不過。女裝的緊身發端於11或12世紀的貴族階層,胸衣的雛形出現在14世紀(肖特;1984)。“對緊繃和挺直的新感覺”導致“奇怪的護胸甲”的出現(Perrot;1984;第72頁)。這種基於外形考慮的女性身體的定型從一開始就十分符合諾貝爾·埃里亞斯分析的文明程序。在5個世紀中,道德家、醫生和緊身圍腰的製造者,為了美化操守道德的話語,為了改進技術裝置而大顯身手,各顯神通。因此,幾代人都在從事讓女性身體挺立、更直、更緊,更遠離女性身體的柔軟形態和動物動感。這個原則如此明顯以至於在身體解放革命爆發後很長一個時期內,直到1950年鯨魚和抹香鯨的須仍被用來製作緊縮女性柔軟身體的工具(豐塔奈爾;1992)。

然而,從18世紀起,一種截然不同的感覺開始露頭:為什麼要像捆綁敵人那樣來捆綁我們的身體,為什麼不傾聽它的聲音,為什麼不承認它可以與自然和平共處;和諧接觸?讓·雅克·盧梭奮起反對這種僵化人體的人工方式,但他不為當時社會所理解。因此,他報名參加十字軍並非偶然,因為,十字軍東征是因反對“身體壓榨”而組織起來的。一些侯爵夫人們大膽解開緊身衣,給自己的嬰兒哺乳。但是,真正打破所有這些禁錮的是大革命,它傳播了一種新思想:衣服要簡單舒服(豐塔奈爾;1992)。這種解放也有過激的一面:在法蘭西共和曆5年的一個休息日,塔蓮(Tallien)夫人身披透明紗,赤裸地走在香榭麗舍大街上,招致行人的一片噓聲(博洛涅;1986)。在拿破崙帝國時代,這種自由暫告一個段落,緊身褡又回到女性身體上來。19世紀;正如它所展現的那樣,是一個講究廉恥和崇尚管束的重要時代;是被推向極至的文明程序的第一階段。但是,在私底下,矛盾更加突出。在個人私生活方面(很少在檔案上留下痕跡),19世紀也是一個重要時代:新的情慾和姿態在護胸甲背後躍躍欲試(柯爾班;1987),為以後的身體反叛奠定基礎。當第一階段處於頂峰時,第二階段已經開始成型。然而,還要等到20世紀初,才能爆發抵抗緊身褡的勝利之戰(蒙特雷諾;1992)。但戰鬥是艱難的,緊身褡顯然面對圍攻它的身體解放的大潮,不得不允許女性從事體育和跳探戈舞,但它採用能曲能伸的戰略,仍然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繼續緊貼在女性身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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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解放

儘管有人徒勞地抵制靈活性、舒適性和感覺的直接性的不可抗拒的潮流,但身體還是掙脫出制約其活動和暴露的桎梏。嬰兒不再被捆綁,體育成為一種大眾實踐。活動的方式不再單一,服裝變得輕便,裸露越來越習以為常。女人成為這場運動的尖兵有兩個原因:一是由於女人束胸甚於男人,二是由於身體解放的普遍運動與作為被統治性別的解放聯絡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