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根本不會考慮其他問題。我一心想的，是如何義不容辭地用弱小的雙肩撐起我的家，如何使我可憐的父母過得更舒服一些。這樣一場由時代造成的婚姻，幾十年後自然理所當然的以離異告終。這其實誰也不能怪，怪就只能怪當時的社會和時代。

不管怎麼樣，我訂婚後，我家的生活總算有了保障。他家熱情地幫助我家，還不僅因為親家關係，而且還有一個更大的原因。

我訂婚後，過了不久，他父親與其他許多當時住在“偽滿洲國”的中國人一樣，突然無緣無故莫名其妙地被日本憲兵逮進牢去，關了起來。全靠我母親出面為他奔走，找日本同學幫他求情、花錢疏通等等，才將他救出。

他父親與大姐本來就和我母親情投意合，經過這次涉及生命的大事後，他們之間的友誼就變得更深了。而在經濟與生活上幫助我家，好像也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

第十四章　難忘的日本學校

我定婚後，考入哈爾濱俄僑北滿學院。那時，工科已不招女生，只有商科招女生，因此，我只好進了商科。老師大多是俄國人，用俄語講課。既然是商科，當然盡是會計學什麼的，反正全是一些我最不感興趣的功課。

我只勉強唸了一年，就退學了。跟著Ｓ到日本留學。那是我20歲的那年。

孩子的大姑畢業於日本東京自由學園高等科，據說，那是一所頗具特色的好學校，因此，我一到東京，就參加了學校的入學考試，並且順利被錄取了。

成了這所學校的學生，我得知這學校確實與眾不同，該校的創辦人羽仁モト子是日本有名的教育家，創作和出版了大批教育學專著，她自己擔任校長一職，她的丈夫羽仁先生則擔任副校長，把這所學校辦得有聲有色，名聲在外。當時日本有不少社會名流子弟，包括日本首相子女也在這裡上過學。我同班的一位同學尾崎菊子的祖父尾崎行雄是孫中山的密友，我在日本上學期間一直就住在尾崎行雄的女兒佐佐木夫人的家裡，屋子很大，當時還有十來個中國學生同時住在她家。在她家我還親眼看見孫中山先生寫的一個大牌匾掛在廳中，上面寫著“天下為公”。日本著名親華政治家尾崎行雄的孫女，直到兩三年前，我還與她保持著書信聯絡，很是難能可貴。

雖然由於翌年我回國探親後，再度赴日時被拒絕入境，被原船押送回國，因此我只有緣在自由學園呆了一年，但這所特殊學校給我留下的印象卻非同小可。可以說對我的性格和生活習慣所產生的影響超過我以前上過的所有學校。

可惜我未能讀到畢業，因為在我的記憶中，只要是在自由學園畢業的女生，都有一種與眾不同的風度與氣質，樸實大方，積極向上，精明強幹，事業有成，生活能力特別強。

舉個相當典型的例子。自由學園畢業生，孩子的大姑馬遲伯昌，（她的丈夫姓馬）今年已經90多歲，仍然孜孜不倦地在經營著她於數十年前在東京創辦的《華都飯店》，飯店在東京口碑頗佳，不少到日本訪問的中國代表團到華都飯店參加過宴會或吃過飯。

馬遲伯昌至今還在用日文寫作，先後出版過二十幾本介紹中華料理的著作，並且在家中和日本電視螢幕上教了幾十年的中華料理，深受廣大日本讀者和電視觀眾的歡迎。

現任日本皇后美智子結婚前也曾經是馬遲伯昌的學生，擺在華都飯店大廳裡的鋼琴，是美智子當年送給華都飯店的紀念品。日本前首先安倍的夫人也曾是她的學生。中華料理在日本受歡迎的程度，以及自由學園畢業生馬遲伯昌的人格魅力可想而之。

我就讀時，自由學園分為男生部與女生部，設有小學、中學和高等科。除音樂課外，其它課程男生與女生都是分開上課。我就讀那年，音樂課上正排練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樂隊由全校選出的精通樂器的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