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樽：臺灣電影有種整體的“做派”，或者說是素質——平靜水面下洶湧著激流。我第一次看侯孝賢的《風櫃來的人》、《悲情城市》，和剛才說到的楊德昌的電影，包括蔡明亮的《愛情萬歲》都很受刺激。中國早期電影的精神血脈，原來在那裡有著鮮明的傳承。除了臺灣電影，還有什麼片子讓你受到感染？

馬儷文：有很多，《羅拉快跑》也是一部，看著新鮮，現在看也許沒什麼，但當時從來沒見過這樣的電影；還有就是《陽光燦爛的日子》，在保利大廈看首映，姜文、劉曉慶就坐在我們後邊。我覺得電影是可以帶給人各種各樣的情緒的，電影不僅僅是看了電影，也是發現、認識、瞭解到電影后面那個創作的人。我不管別人怎麼想，當時看了《陽光燦爛的日子》，就覺得渾身沸騰，心裡特別澎湃，這種情緒影響了我好幾天。電影是有氣質的，就如你剛才說到的“做派”，電影可以帶給你這個東西，姜文就是個激情澎湃的人，他的情緒透過影片傳達給你，感染你。

看姜文的《鬼子來了》時，我當時正在做《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的後期，我在另一個房間看《鬼子來了》的影碟，看得我不願意再做自己的片子了，總惦記著要過去看，同事就不斷來叫我，“快過去幹活！”（笑）

王樽：談到觸動自己的影片，我發現你對其中的情緒特別敏感，並不像很多人一樣看重故事。

馬儷文：可能。比如說《鋼琴教師》，也是，不是說故事，而是情緒，渾然一體的情緒，最後的結尾給我震撼——女主角沒有去上臺演出，她用刀往自己的胸前一刺，就走出了畫面，鏡頭停止不動，是街上川流不息的車輛，我算了一下足有一兩分鐘，我說不清是哪一點打動我，就是某種情緒瀰漫在裡面，它讓我感受到什麼樣的表達是高階的。

我和有的導演也說到過《鋼琴教師》這部電影，他們覺得很變態、很噁心，但我並不覺得，因為人性並不是想的那麼簡單。

王樽：《鋼琴教師》的導演邁克爾·哈內克特別擅長表現內心暴力，2005年他執導了《隱藏的攝影機》，法語片名就是“隱藏”、“隱匿”，有多種寓意，也是在看似平常裡讓人心靈震撼。丹尼爾·奧圖和茱麗葉·比諾什主演，講的是一對頗有成就的夫妻，不斷收到一盒盒錄影帶，內容都是偷拍的男主角家門口和他故鄉的一些瑣碎鏡頭，隨著錄影帶還有一張張吐血或割喉的漫畫，這就讓那對夫妻內心很不安，由此引發出一連串的內心恐懼，最後所有的人都要重新面對不堪回首的往事。影片結尾差不多有五分鐘，鏡頭靜止不動，表現兩位男主角的孩子在學校的階梯上交談，都是城市的喧囂聲，也不知他們在聊什麼，好像父輩的恩怨愛恨都與他們無關，誰也不知道跟下來會發生什麼，觀眾的心始終是揪著的。　。　想看書來

馬儷文　王樽：樸素的構成（5）

馬儷文：是挺好的。

王樽：你還看過邁克爾·哈內克的其他電影嗎？

馬儷文：不知道。我看電影是很隨意的，更看重片子本身。我不特別關注某個導演，常常是被電影本身撞上了，很少刻意去找同一導演的其他作品去看，我想今後在這方面應該注意。

王樽：有段時間，我看了不少伯格曼的電影，最喜歡的是他晚年的《芬妮與亞歷山大》，五個多小時的導演版，道盡人生悲歡，真正是爐火純青。伯格曼的所有的電影幾乎都是在表現人的難以溝通，但他早期作品多傾向於無奈的展示，哀嘆人的隔膜甚至根本無法溝通。當我看到《我們倆》，就有種意外驚喜，覺得影片是在嘗試著進行溝通和減少隔膜，不是簡單地虛構和製造甜膩的煽情，而是努力表達一種真實。在影片最後的字幕上，我注意到包括你的場記等工作人員都是好幾個，甚至還有個已經去世的。這部電影經歷了很多磨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