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　1760（London，1946），p�114。。立法和行政總還不免“通令”的格式，有立即強迫下面照上級意志做事的情調。而資本主義牽涉私人財產權，務必在真人實事之間，判別得明白，所以司法權成為有效的工具，它有試驗性質，也能積少成多地以成例創造制度。克拉克的解釋尤其使我們不會忘記這高層機構與底層機構間的聯絡。

我們再看英倫銀行的組織，更相信布羅代爾教授所說資本主義的成功，在它能與國家互相印證的真諦。1694年銀行的股東，以英皇和皇后領頭，其中有一千二百六十七人，“無例外的”都是倫敦商人，他們宗教的剖面，則是“徹底的新教徒”。所湊集的資本，不是現金，而是由於他們供應政府的軍需，所得財政部的收據（tally）和存在銀匠店裡的金銀，由銀匠所發的收據。他們把這些資本，共一百二十萬鎊，貸與政府，年利八分，政府即以關稅和酒稅作擔保，只要年利照付，本金可以永遠繼續地借下去。而且有了這樣的保障，英倫銀行雖為私人資本，卻可以發行鈔票，也達一百二十萬鎊之數。銀行既可以用放款的方式使鈔票流通於市面，也就是一舉兩得，在貸與政府及放款於民間，兩頭生息，這也是信用膨脹（credit　inflation）的開始在這題目最有用的參考，乃是John　Giuseppi，The　Bank　of　England：A　History　of　Its　Foundation　in　1694，reprint（Chicago，1966）。。

1694年9月，銀行剛成立不久，政府要它匯款二十萬鎊到弗蘭德斯去接濟與法國作戰的英軍。這並不是開一張匯票，讓約翰·丘吉爾（John　Churchill，Duke　of　Marlborough，是第二次大戰時首相丘吉爾的祖先）在比利時兌現。當時尚五分行，國際的信用也尚未開始組織。事實上的辦法，是銀行的董事會全部到丘吉爾軍中去，籌款的職員也派往西、葡、荷、瑞士和義大利各處，包括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歐洲商人一聽說倫敦商人都站在英軍後面，也把他們能夠控制的資金，放貸於組織戰事的丘吉爾。所以英國的打敗法國，是有北歐、南歐的財政支援。這中間一段的活動，也使國際信用的組織具體化，而英國又採取了主動地位。

信用膨脹也同樣在繼續之中，一方面因為在大陸上的戰爭，英國的支出從1702年的每年五百萬鎊，增至1714年的每年八百萬鎊。英國的國債在同時期中由一千三百萬鎊增加到三千六百萬鎊。英倫銀行的資本也同樣地在擴充Giuseppi，p�35；P�G�M�Dickson�The　Financial　Revolution　of　England：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Credit，1688…1756（London，1967），pp�42…46；Cambridge　Modern　History，Vol�VI，p�285。。

我們也可以想象得到，因為英國土地所有權已大致固定，農場組織也比較堅固，又因為公平法和普通法合併，商業性的法律可以使用於農業社會里面去，就引起農業的資金與工商業的資金對流，濱海與內地融結為一，生產與銷售的距離縮短。17世紀末年的一個徵象，乃是“土地銀行”（land　banks）紛紛組成。他們希望一方面仍能原封不動地保持自己手中的田土，一方面即以這所有權作信用的根本，獲得現金。只是組織不良，求功過切，又紛紛失敗。還要再等幾十年，這些錯誤才被更正。18世紀中期以後，英格蘭和蘇格蘭的地方銀行、鄉村銀行才如雨後春筍一樣地顯露頭角，在倫敦也有很多私人組織的小銀行出現。於是信用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