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豐富，都是留著給兵吃的。除了罐頭裝的牛乳、牛羊肉、水果之外，還有一麻袋一麻袋的白麵包，麩皮麵包。分配給客人的，每餐只有兩塊蘇打餅乾，或是兩塊方糖，餓得大家奄奄一息。”（張愛玲：《傾城之戀》）

關於“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彷彿只有飲食男女這兩項。”兩文的對照更加鮮明：

“香港重新發現了‘吃’的喜悅。真奇怪，一件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過分的注意……在戰後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十步便蹲著個衣冠濟楚的洋行職員模樣的人，在小風爐上炸一個鐵硬的小黃餅……所有的學校教員、店夥、律師幫辦，全都改行做了餅師……我們立在攤頭上吃滾油煎的蘿蔔餅，尺來遠腳底下就躺著窮人的青紫的屍首……因為沒有汽油，汽車行全改了吃食店，沒有一家綢緞鋪或藥房不兼賣糕餅。香港從來沒有這樣饞嘴過。宿舍裡的男女學生整天談講的無非是吃。”（張愛玲：《燼餘錄》）

“柳原提了鉛桶到山裡去汲了一桶泉水，煮起飯來。以後他們每天只顧忙著吃喝與打掃房間。柳原各樣粗活都來得，掃地、拖地板、幫著流蘇擰絞沉重的褥單。流蘇初次上灶做菜，居然帶點家鄉風味。因為柳原忘不了馬來菜，她又學會了作油炸‘沙袋’、咖哩魚。他們對於飯食上感到空前的興趣。”（張愛玲：《傾城之戀》）

自然最牽動人的還是愛情故事——

“圍城的十八天裡，誰都有那種清晨四點鐘的難捱的感覺——寒噤的黎明，什麼都是模糊，瑟縮，靠不住。回不了家，等回去了，也許家已經不存在了。房子可以毀掉，錢轉眼可以成廢紙，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像唐詩上的‘悽悽去親愛，泛泛入煙霧’，可是那到底不像這裡的無牽無掛的虛空與絕望。人們受不了這個，急於攀住一點踏實的東西，因而結婚了。”（張愛玲：《燼餘錄》）

——這解釋了白流蘇與範柳原故事的源頭。

“在這動盪的世界裡，錢財、地產、天長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裡的這口氣，還有睡在她身邊的這個人。她突然爬到柳原身邊，隔著他的棉被，擁抱著他。他從被窩裡伸出手來握住她的手。他們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僅僅是這一殺那的澈底的諒解，然而這一剎那夠使他們在一起和諧地活個十年八年。

他不過是一個自私的男子，她不過是一個自私的女人。在這兵荒馬亂的時代，個人主義者是無處容身的，可是總有地方容得下一對平凡的夫妻。”（張愛玲：《傾城之戀》）　。　想看書來

第五章　劫後餘生錄（6）

張愛玲也將他們“看得透明透亮”了。她那時候還沒有戀愛過，自然也沒有結婚，可是她眼看了那些戰時的鴛鴦如何在炮火中執子之手，與子成說。她為之感動，也為之嘆息；為之祝福，也為之蒼涼。

後來傅雷化名迅雨寫過一篇《評張愛玲》，認為《傾城之戀》不如《金鎖記》，因為柳原與流蘇的人性領悟是“籠統的感慨，不徹底的反省。病態文明培植了他們的*，殘酷的毀滅使他們感到虛無，幻滅，同樣沒有深刻的反應。”

他推測：“《金鎖記》的材料大部分是間接得來的：人物和作者之間，時代，環境，心理，都距離甚遠，使她不得不丟開自己，努力去生活在人物身上，順著情慾發展的邏輯，盡往第三者的個性裡鑽。於是她觸及了鮮血淋漓的現實；至於《傾城之戀》，也許因為作者身經危城劫難的印象太強烈了。自己的感覺不知不覺過量地移注在人物身上，減少客觀探索的機會。她和她的人物同一時代，更易混入主觀的情操。”他且指出“惟有在眾生身上去體驗人生，才會使作者和人物同時進步，而且漸漸超過自己。”

然而傅雷並不一定完全瞭解張愛玲的身世，只是僅僅看過她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