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色。我就是其中之一。有時候這些顏色得好幾天才洗得掉。好幾次，它們把我的襯衫都給染了，媽媽洗的時候特別費勁。不過，有人畫顏色嘛，怎麼能落下我呢？

我就是什麼都要摻和，尤其是和好朋友馬特·湯森和阿約·歐斯在一起時。那是念五年級時，我和馬特一起看學校文藝比賽，我勸他參加，“我們雜耍玩得很好呀，我們肯定比這些人演得好”，我跟他說。結果別提多丟人了。他耍得還行的時候，我的球就往下掉；我好不容易不出狀況了，他那邊球兒就撞在一起了。後來，我們自己忍不住笑出來，又趕快想辦法彌補，假裝拿球砸對方，想演成滑稽戲。下面的孩子和老師倒是很冷靜，沒人鼓掌也沒人喝倒彩，估計大家都希望我們趕快下去。

六年級上科學課時，我總是和阿約·歐斯一起在教室後面混。我們把天然氣燒嘴開啟5秒鐘，然後看同學們捏著鼻子奇怪哪裡來的怪味兒。還好，沒造成什麼危害。不過，在那個惡作劇年代裡，我們也確實做了點兒事。我們總是在上課時練習簽名，想著萬一有一天有人找我們簽名呢。比如寫“阿約給邁克爾”，還寫過“給阿約和邁克爾——邁克爾·喬丹留”。

我就是不能安靜地待著，因為我很難專心致志地一次只做一件事。六年級時，瓦克西醫生確診我患有“過動及注意力缺乏症”。大約兩百萬兒童被類似的症狀所困擾。這種病可大可小，有的會引發學習障礙比如難語症；有的孩子變得不合群，沒有朋友；還有的會導致嚴重的抑鬱症。幸運的是，我沒有出現上面這些狀況。當然，瓦克西醫生沒有大意，他讓我服用一種叫做利他林（精神類藥物）的藥。

這種藥每天早、中、晚各服一次。中午的這次有點煩人，必須去學校醫務室吃，如果我午飯前後沒有下樓去吃藥的話，護士肯定會到課堂上來提醒我去吃藥。別的孩子就會總問我為什麼我要去醫務室，問我得了什麼病。起初，媽媽沒告訴我這是什麼藥以及管什麼用，不過我確實發現，我變得比原來安靜了，不會老在教室裡跳了。漸漸的，我忙於訓練，症狀更不明顯了，但是，藥物並沒有徹底解決問題。有個週末，那天早上有游泳比賽，我沒吃藥，結果問題就來了。

有時候參加小比賽的孩子特別多，就要比很多場預賽，父母們一定得確保把孩子準時送到比賽場地。大人們把我們的踢水板沿著池邊按8塊一組順序擺開，讓我們站或坐在自己的板上等著，過一場比賽就往前挪一格。一般成績好的都排在後面的場次比，所以我經常得排在隊尾。不過，我可不會老老實實地等著，我要麼跑下板子去和別的孩子玩，要麼丟下板子，往前竄六七排想擠進別人的比賽。家長和裁判員每次都得把我抓出來，跟我解釋：“不行，邁克爾，你必須等輪到你才能開始比。”

有的孩子比賽失利後憤怒地扔衣服，而我會扔泳鏡。到後來，我簡直能像外野手那樣來個揮臂“擲球”。沒錯，就是那樣，因為我有好多機會實踐。

一次新澤西的比賽中，我在200米自由泳的比賽中輸給了一個特拉華的選手，我又一次有了那種“扔泳鏡”的衝動。不過這次，我沒把悶氣發洩出來，而是一直憋著。那場之後，當天我還有另外5場比賽。結果我全贏了，而且打破了一項我那個年齡組的國家紀錄。其實我不是那種城府很深的人，不過這次我終於明白了，遇到挫折時，該做的不是光動嘴，而是用實際行動戰勝困難，擊敗對手。

我是北巴爾的摩水上運動俱樂部裡出了名的惡作劇大王，即使有時根本不是我乾的，人們也第一個想到我。一次，我們在陶森比賽，隊裡有兩個人在男更衣室裡帶頭扔肥皂和浴巾，而我才剛走進更衣室。結果大孩子們馬上不分青紅皂白地教訓我，就好像是我帶頭兒鬧的。當時在場的是個新教練，但是顯然連他也聽過我的“事蹟”，“邁克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