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廳裡還多次讓我先去調入方上班，可謹小慎微的我，面對江拖的刁難，不敢越雷池一步。

我在江拖的重壓下，就連有的學校邀請前去代課，自己也只得謝絕，生怕有所閃失，被江拖抓到把柄。

夏振川見堵不走我，則採取欺騙的手段對我說：“我若讓你上班，對這些老師如何交待，以後我哪裡還有面子，我要是承認了‘君子協議’，廠裡能不會要我承擔責任？要不你還是把編制掛走，我會去跟廠裡說，把停薪留職費降到一半，我們兩人再各負擔一半，這樣我們大家都無事。”

他還請了學校書記鄧順茹來作證，保證能夠辦成。

鄧書記也當面信誓旦旦地表示：“我可以做見證人，如果再有反覆，可以承擔責任。”

我別無選擇，也希望儘快能有出路，而且夏振川願出一半“買路錢”，多少承擔了一點責任，又有學校鄧書記作證，就答應了下來。

夏振川約我隔兩天來，他好去廠組織部落實。

我心裡一陣輕鬆，學校老師們也都為我高興。我馬上趕到省農牧漁業廳彙報了情況，廳裡表示，一旦辦妥，這裡即會啟動。

如果真能夠這樣解決的話，農業廳的人事調動尚好辦理，就不會有以後的諸多是非，我也不會到現在還為生活尋找工作而奔忙。

兩天後，我興沖沖地來到學校，卻不見夏振川的蹤影。鄧書記說他可能會在家裡。

我到夏振川的家裡去找，夏的兒子說他父親到新淦去了（新淦是我省的一個縣，這裡可能是誤聽，因為我後來得知夏又分得了一套新住房，南昌話講“新的”叫“新咯”）。

鄧書記說：“那只有等他回來，情況如何我們再會通知你。”

我把電話號碼留給了鄧書記，為了慎重起見，又留給了教務處的熊國清老師，請他向夏振川轉告。

此後，夏振川並沒有跟我聯絡，找他，又聽說其被上官老師打斷了肋骨，住院去了。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花言巧語原是假 無辜除名才為真

一九九五年五月，夏振川總算打了電話給我，但自食其言，仍然要我個人到廠組織部去交數千元錢。

我找到組織部，劉煥宇部長卻一再表示沒有講要我交錢，要我找夏來。我便在組織部打電話給夏振川，請夏來一下，可是他仍不肯來。

劉煥宇說：“你還是先去找找學校，然後由學校再來找組織部，一級一級來，你就沒有必要再找組織部了。”

我只得再一次找到夏振川，夏說：“劉部長雖然沒有講要你交錢，但我的理解是要交錢，原來的君子協議，我就是不承認你也沒有辦法，那次所講的把編制掛出之事，你幾次沒有找到我，就想要我去找你呀，你自己的事當然是只能你找我，現在廠裡催我要報告，你說我應該怎樣寫？”

“對於這件事你是最清楚的，當然應該按照客觀事實寫咯。”我又重申了回來上班或把編制掛往市人才交流中心的要求。夏仍然要我回去等訊息，情況如何到時候會通知我。我以後多次找他，又總被其敷衍。

這年我已經39歲，感到青春年華不再，這樣下去實在不是個辦法，必須找一條出路。

一九九五年十月，我踏上了南去的列車，來到了深圳。我每天早出晚歸，餓了，就啃個饅頭，從繁華的深南路到廠房林立的八卦嶺工業區，從聞名的沙頭角中英街到莊穆秀麗的南山蛇口，深圳的東南西北中，處處有我尋找工作的足跡。已經年齡偏大、中文大專學歷偏低、又正處於調動障礙中的我，在飽受疲於奔命之苦後，終於無望而歸。

一九九六年九月，我老母不幸患腎功能衰竭住院，吊氧氣一個鐘頭是10元，一個星期要做一到兩次血液透析，做一次血透就要花費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