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著吧，”他那時一邊對我說，一邊遞給我一隻大信封，信封裡裝著一張身份證和一本護照。“現在，您叫‘居伊·羅朗’了。”

這個私家偵探，我以前曾經求他幫過忙，請他用他的機智協助我尋找我過去的證據和蹤跡。此刻，他接著又說：

“我親愛的‘居伊·羅朗’，請您從觀在起，不要再往後看了，多想想現在和將來吧。我建議您和我一道工作……”

如果說他同情我，那麼這是因為他本人的記憶也有漏洞——我是後來才知道的——失去了他自己的蹤跡，他一生中的整整一個時期一下子變得模糊不清了，沒有留下一點線索，沒有留下一絲一縷還能同過上掛上勾的關係。可不是嗎，我目送著在夜色中離去的這個身著舊外套、挾著黑色大公文皮包、年邁力衰的男子，他同過去那個波羅的海的網球好手、長著金黃色頭髮的英俊男爵康斯坦丁·馮·於特有什麼共同之處呢？

二

“喂，您是保羅·佐納基奇先生嗎？”

“是我。”

“我是居伊·羅朗……您知道，那個……”

“是的，我知道！我們可以見見面嗎？”

“當然可以……”

“比方說……今天晚上九點左右，到阿納托爾·德·拉福爾熱大街怎麼樣？……您看行嗎？”

“一言為定。”

“我等著您。——回頭見。”

他突然掛上了電話，我的額上汗流如注。在那以前，我還嗎了一杯白蘭地給自己壯過膽子的呢。但為什麼象撥一個電話號碼這樣的區區小事，會使我這樣費勁和害怕呢？

在阿納托爾·德·拉福爾熱大街的酒吧間裡，一個顧客也沒有。他站在櫃檯後面穿著一套便服。

“您來得正好，”他對我說。“每個星期三的晚上，我都放假。”

他朝我走來，飽住我的肩膀。

“我非常想念您。”

“謝謝。”

“這個真叫我擔心，您知道……”

我很想對他說，請他不必為我操心，但一時又不知道怎麼說才好。

“總之，我覺得您同我過去有段時間裡經常見到的一個人是很接近的……但那個人是誰呢？”

他搖了搖頭。

“您不能給我提供什麼線索嗎？”

“不能。”

“為什麼不能呢？”

“我什麼也記不起來了，先生。”

他以為我是在開玩笑，而好象這是一場遊戲或者猜謎似的，他說：

“好吧，我獨自去想辦法。您讓我全權處理嗎？”

“隨您的便。”

“那麼今天晚上，我帶您到一位朋友的家裡去吃晚飯。”

在走出去以前，他用一個乾脆利落的動作把電錶的閘門拉下來，然後關上厚實的木門，把鑰匙在鎖眼裡轉了幾圍。

他的車子停在對面的人行道上。那是一輛黑色的新車子。他彬彬有禮地給我開啟了車門。

“我的那位朋友在維爾達弗雷和聖克盧門交界的地方開了一個餐館，那是一個非常叫人喜愛的餐館。”

“我們要到那裡去嗎？”

“對。”

我們的車子從阿納托爾·德·拉福爾熱大街，開上了格朗德·阿爾梅大道，我突然想跳下車去。要一直開到維爾達弗雷，我覺得是做不到的。但是應當勇敢些。

在我們抵達聖克盧門之前，我得不斷克服一種恐懼感——它緊緊地抓著我。這個佐納甚奇，我幾乎不瞭解，他會不會把我引進一個圈套裡去呢？但是我聽他說著話，也就漸漸地放下心來了。他把他各個時期所幹過的行業，都一一地告訴了我。起初．他在俄國人開的一些夜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