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心理上是基本贊同的，就比如自己一樣，每天忙著農村的基層教育工作，一個人教這麼多學生，為國家節約了教師資源不說，還最大程度的發揮了自己的能力，甚至自己墊錢替廣大人民群眾交學雜費書本費，讓他們能夠上學學文化、學知識，哪有時間顧得上自己去讀書考試圖什麼功名利益呢。上了大學還不是為人民服務麼，而且自己目前不是正在做著為人民服務的大好事麼，效果也不錯，上了大學回來還是教書的。即使自己真的知道了高考的訊息，去參加高考，說不好就跟張鐵生一樣有些課沒有時間學習，根本考不好的，還不是被被那些不好好幹活整天閒著專門讀書的投機分子給考過去了？只是那張鐵生膽子大點，把這些想法寫出來了，如果自己去考的話，即使跟他同樣的情況，答不上捲來，考不好，也不敢去寫那些東西的。

至於後來到底張鐵生的那段歷史如何了，是個什麼大環境，蔡書舟還是饒有興趣的調研了歷史資料，後來的結果大概是這樣的：

1975年，第四屆人大在北京召開，張鐵生當選為人大常委。江青、王洪文親自接見了他。1975年8月張鐵生升任鐵嶺農學院領導小組副組長、黨委副書記。。。。。。

據一些文獻上講，張鐵生的發跡源於“四人幫”，並被他們利用，有了他們的支援，紅得發紫的張鐵生開始頻繁參加社會活動，四處作報告、發表文章，不遺餘力地在政治舞臺上表演，為“四人幫”大造輿論。張鐵生已然成為江青集團的馬前卒，被綁在“四人幫”的戰車上，再也無法左右自己。

據說張鐵生是江青等人在教育體系有意打造的一個“造反榜樣”，他充當了“四人幫”衝擊1973年恢復的高考制度的工具。“文革”中那唯一一次“高考”，被批為“資產階級利用文化考查，乘機塞進舊高考的那一套，妄圖破壞大學招生制度的改革”。“白卷英雄”引發全國掀起對文化考查的批判，“招生進行文化考試”又成往事。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張鐵生的政治靠山消失了。《山西日報》11月18日刊登的《二月裡的反革命噪音》，揭露了張鐵生1976年2月在山西進行反革命煽動的言行，拉開了對他揭批的序幕。

隨後，張鐵生被學院撤銷黨內外職務、開除學籍，還被逮捕羈押。1983年3月23日，錦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組成合議庭公審張鐵生反革命案件。在案件審理中，張鐵生沒有委託律師辯護，他拒絕法院為他指定辯護人。在法庭辯論時，他說自己只是一個不明真相的“小將”，在複雜的路線鬥爭中，犯了該寬容和諒解的“錯誤”。然而，法院最終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陰謀顛覆政府罪”等罪狀，判處他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刑期從1976年算起。

在遼寧省凌源監獄度過的15個春秋裡，張鐵生由獸醫改為人醫，曾在凌源監獄衛生所擔任醫生兼護士，負責全監獄犯人的醫護工作，從未出過差錯。在他服獄期間，有不少受他牽連的朋友還伸出援手照顧其父母。雖然“文革”資料中對張鐵生的描述不如“革命闖將”黃帥、“造反領袖”蒯大富那麼多，但他確是個有情有義、人緣不錯的青年。

1991年10月6日，張鐵生刑滿獲釋，世事輪迴，滄海桑田。從一個“白卷先生”、“反潮流英雄”到階下囚，終又做回了一介平民，歷經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後，張鐵生一心想做個普通人。他出獄以後與等了他多年的老同學結了婚。一年後，張鐵生在妻子和朋友的鼓勵下開始了他的經商生涯。他先在一家飼料公司當一名小職員，幹一些雜活兒。在人們眼中，張鐵生是個性格爽快且辦事幹練的人。1995年，張鐵生和另外三人在瀋陽成立了禾豐牧業股份有限公司。如今，這家公司已經成為中國飼料業前10名的大型農牧集團，淨資產過億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