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事實有它自身的結構和支配個體的規律，但在這裡我僅僅看到，已活動過的物質對改變它的力量的回答。”（《思想紀遊》）

另一方面，他又強調個人不會完全受制於社會事實及其規律。他明確說：“我們反對把異化的人同一個東西混為一談，也反對把異化同支配著外部環境條件的物質規律混為一談。我們肯定人的行為特殊性，因為人的行為雖然透過社會環境卻同時保留著它自己的種種規定性，而且它在一定的條件基礎上改造著世界。”　（《辯證理性批判》，商務印書館版，第69頁）

他還說：“這樣說是完全正確的：人是他的產物的產物：透過人的勞動而自行創造出來的一個社會的各種結構，對每一個人規定了一開始的客觀狀況：人的真實性在於他的勞動和他的工資的性質。但是人的真實性又是在他經常以他的實踐揚棄這種真實性的情況之下被規定的。”　（《辯證理性批判》，商務印書館版，第70頁）

這兩方面看似矛盾對立的觀點，其實是一致的。上述那種觀點指責薩特說，“薩特把社會實踐、歷史、實踐的物質條件等等都歸入純粹惰性的必然性的類別”，而將自由僅僅歸之於“個人實踐活動”，是隻看到了薩特所說的東西矛盾對立之處，而沒有看到它們實質上的內在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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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必然性並不就是必然性，自由也不僅僅是自由。薩特說：“在任何情況下，如果我的生命深化到變成歷史，它就必然在它的自由發展的深層上揭示自身為歷史程序的嚴格的必然性，以便在更深的層次上重新發現自身是對這一必然性的自由，並且最後揭示自身是自由的必然。”　（《辯證理性批判》，安徽文藝出版社版，第205頁）

上述那種觀點的一個基本立論是，薩特的總體化、辯證法是從個體出發。到底是從個體的人出發，還是從社會總體出發？我覺得這樣提問本身就存在著對薩特思想的誤解。薩特的辯證法既是從個體的人出發，又是從社會總體出發。薩特明確談到他的辯證方法是探索性的，它告訴了人們新的東西，因為它同時既是逆溯的，又是前進的。所謂前進，就是由社會總體狀況來解釋個體的人，也可以說是從社會總體出發；所謂逆溯，就是由個體的人反過來理解他所在的社會總體，也可以說是從個體的人出發。薩特說，他的方法是在個體物件和時代之間不斷豐富的“一往一來”，最終使得兩者由死板的並列變成一種生動的矛盾。

實際上，一旦使用總體化這個概念，薩特就在個體的人和非個體的人類現實（如果一定要這樣分的話）之間建立起一座不可摧毀的橋樑，因為總體化就是總起來規定某種東西，將總起來規定的東西截然分開並對立起來是毫無意義的。

《辯證理性批判》第一卷出版後。有不少人非難它、批判它，也有不少人稱讚它、同意它。無論是贊成還是反對，都肯定了這部著作的影響之巨大。薩特被視為馬克思主義一個流派的代表人物。在西方思想史和哲學史上，任何一個研究者都無法忽視《辯證理性批判》這樣一部重要著作的存在。它創立了一種構成的歷史的人學，奠定了人學辯證法的基礎。而薩特，這個從來不想成為哲學創造者的人，現在卻成了這種辯證人學或人學辯證法的無可爭議的創始人和締造者。

薩特在寫《方法問題》和《辯證理性批判》第一卷時，確認馬克思主義是我們時代不可超越的哲學，而他的哲學只不過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上的一塊飛地，即馬克思主義自己產生後又拋棄了的地方。經過了一些年的繼續探索，他的思想有了一些變化。現在他不再認為《辯證理性批判》是馬克思主義的，它在某些領域接近馬克思主義，但它不是一部馬克思主義著作。

在70歲這一年，薩特總結說：“雖然我曾深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我再也不是一個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