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深了皇帝對周圍人的猜忌和對宗教的依賴。朱厚熜遷居西苑，幾乎不再出席朝會，完全沉浸在道教的儀式與修煉中，認為這是他能逃過一劫的原因。後宮之中，連后妃宮嬪都被要求身穿道袍，日夜誦讀法符咒語，整個皇宮幾乎變成了一個大型的道教道場。

五、內憂外患

嘉靖晚期，明帝國面臨著內憂外患的雙重壓力，國力漸衰，社會矛盾尖銳。在邊疆，北方的“北虜”蒙古俺答汗頻繁侵擾，而東南沿海則遭受“南倭”倭寇的侵襲，加上內部兵變與民變頻發，使得整個國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機之中。

“南倭”問題的根源，部分在於明朝的海禁政策。嘉靖二年的“爭貢之役”後，官方貿易被中斷，民間海上貿易被迫轉入地下，導致沿海居民生計受損，進而激化了矛盾。王直等海商集團與官方的衝突加劇，無法透過正規渠道解決的商業糾紛轉化為暴力衝突，倭寇之亂愈演愈烈，對沿海地區造成了嚴重的破壞。

與此同時，北方的蒙古俺答汗勢力日益強大，多次大規模侵擾邊境，明軍因腐敗和戰鬥力下降，難以有效抵禦。尤其在嘉靖二十九年的“庚戌之變”中，俺答兵臨北京城下，明世宗緊急調集各方力量守衛京城，最終雖未攻破京城，但這場危機暴露出明朝邊防的脆弱和中央應對能力的不足。事後，雖然明世宗被迫同意開市，但邊境的安全問題並未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此外，國內的不穩定因素也在加劇。嘉靖年間，多地爆發兵變，如大同、遼東等地，顯示了軍事系統內部的不滿與混亂。同時，由於社會經濟問題和官府壓迫，多地農民起義不斷，進一步動搖了明王朝的根基。

面對危機，明世宗末期也出現了力挽狂瀾的跡象。戚繼光、俞大猷等將領在東南沿海抗擊倭寇，取得了顯著的戰果。尤其是戚繼光領導的戚家軍，透過台州大捷等一系列戰役，大大削弱了倭寇的勢力，最終在嘉靖四十四年與俞大猷合作，徹底掃平了廣東、南澳的倭寇，保障了東南沿海的安全，穩定了社會秩序。

六、閣臣紛爭

嘉靖中後期，明世宗朱厚熜對朝政的控制逐漸放鬆，轉而沉溺於道教修煉，追求長生不老，這一時期，奸臣嚴嵩的崛起成為明朝政治的一大汙點。嚴嵩以其狡猾的手段和對皇帝的諂媚，逐步攀升至權力的巔峰，對國家造成了極大的損害。

嚴嵩於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進入內閣，隨著其地位的穩固，他開始排除異己，其中最著名的是對曾任內閣首輔的夏言的誣陷，最終導致夏言被殺。嚴嵩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再次擔任內閣首輔後，幾乎獨攬朝政長達十五年。為了討好痴迷道教的明世宗，嚴嵩不惜代價支援修建齋宮秘殿，工程浩大，勞民傷財，嚴重消耗了國家的財政資源，年費高達二三百萬兩，遠超國庫年收入，給國家經濟造成了沉重負擔。

在政治上，嚴嵩手段殘忍，對於任何敢於彈劾他的官員，不論是輕是重，他都會無情打擊，輕則罷官，重則置人於死地，這使得朝中正直之士噤若寒蟬，政治風氣極度惡化。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後，嚴嵩的權勢達到頂峰，幾乎無人敢攖其鋒。

然而，權力的平衡並非永恆不變。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局勢出現了轉機。鄒應龍勇敢地上書揭露嚴嵩父子的罪行，明世宗終於下令逮捕嚴世蕃，勒令嚴嵩退休。徐階，作為嚴嵩的政敵，以其謹慎的策略和對時機的精準把握，逐漸贏得明世宗的信任，並在嚴嵩失勢後接替其成為內閣首輔。徐階主持重建了因火災損毀的永壽宮，並將其命名為萬壽宮，這一工程的順利完成，進一步鞏固了他的地位，而嚴嵩則徹底退出了政治舞臺，其子嚴世蕃也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被處決。

七、晚年

明世宗朱厚熜的晚年，隨著年歲的增長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