腸一樣”，急於報恩，便讓羅振玉獨享其名。陳寅恪確曾在輓詞中有所暗示，“以朋友之紀言之，友為酈寄，亦待之以鮑叔”。酈寄騙呂祿出遊，使周勃乘隙潛入北軍，盡誅諸呂，是賣友的典型人物。在陳寅恪眼中，羅氏為人竟如是不堪！王國維死後，古器大出，羅氏卻反而擱筆，偶輯大令尊，居然不及初學水平。羅氏晚年學力大退，著書立說，與早年自相矛盾，令大學者楊樹達疑竇叢生：“一人著書，竟自忘其前說，雖善忘不至如此。”多年後，陳夢家購得《殷虛書契考釋》的原始手稿，證明作者實為羅振玉，此說才不攻自破，歸於平息。

為求思想自由、精神獨立而死說　陳寅恪力主此說。應該看到，他的觀點前後有不小的變化，起初他在悼詩中認為王國維之死旨在殉清，“敢將私誼哭斯人，文化神州喪一身。越甲未應公獨恥，湘累寧與俗同塵？吾儕所學關天意，並世相知妒道真。贏得大清乾淨水，年年嗚咽說靈均。”其後深入思量，他認為殉清一說太窄狹，不足以彰顯王國維的精神境界，於是改造前說，作出新的推斷和進一步的發揮。王國維素以學術為性命，他的死旨在殉中華傳統文化。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輓詞序》中寫道：“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其所謂“一死從容殉大倫，千秋悵望悲遺志”，“大倫”之意除指君臣之倫，已有更寬廣的外延。陳寅恪在《清華學校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更是邁進了一大步，徹底顛覆殉清說，他判定王國維並非為殉清而死，“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乃是為確保“其獨立自由之意志”不遭踐踏而死。從精神深處分析王國維自盡的根源——“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陳寅恪頗得要領，應該說，這一通識頗有見地。王國維屢經世變，眼看詩書棄如土苴，冠裳淪為禽獸，卻無力振頹流於萬一，展抱負於少頃，思想不得自由，精神無法獨立，於是憤而投水，毅然斷絕外緣的紛擾和威脅。王國維自殺七年後，陳寅恪在《王靜安遺書序》一文中重申前說，對故友投水自盡深表同情，認為這是極少數人才能理解的壯舉：“先生之學博矣，精矣，幾若無涯岸之可望，無轍跡之可尋。……寅恪以謂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憂傷，繼之以死，其所傷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於一時間一地域而已，蓋別有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時間、地域之眾人所能共喻。”王國維在遺書中囑咐陳寅恪為他整理遺稿，委託之重，信任之深，非比尋常。事實上，也確乎只有陳寅恪這位大智者堪稱他心印神契的知己。

自沉之謎（3）

厭世說　周作人、蕭艾等人力主王國維悲觀厭世說。周作人在《偶感之二》中寫道：“王君以頭腦清晰的學者而去做遺老弄經學，結果是思想的衝突與精神的苦悶，這或者是自殺——至少也是悲觀的主因。……以王君這樣理知發達的人，不會不發現自己生活的矛盾與工作的偏頗，或者簡直這都與他的趣味傾向相反而感到一種苦悶……徒以情勢牽連，莫能解脫，終至進退維谷，不能不出於破滅這一途了。”王國維體質瘦弱，面部蒼黃，鼻架玳瑁眼鏡，乍一看去，就像是六七十歲的衰翁，他早年患有嚴重的腳氣病，肺部也有紕漏。1904年，二十七歲時，他寫《紅樓夢評論》，深受叔本華悲觀哲學的影響，已露出厭世的端倪，視人生之全過程無時無處不有苦痛：“生活之本質何？欲而已矣。欲之為性無厭，而其原生於不足。不足之狀態，苦痛是也。既償一欲，則此欲以終。然欲之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