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夫所指，到了這個地步，當然沒有了學術領域正常討論的餘地。

後來，張競生在《兩度旅歐回想錄》中憶及往事，有一段話算是自我辯白，值得一讀：有人要這樣問：“既是學者，又有錢遊歷全世界，別項學問又那樣多，偏去考究那個穢褻的陰戶問題，實在太無謂吧！”現先當知的是對這個問題的觀察點，常人與學問家，根本上不大相同。常人不肯說，不肯研究，只要暗中去偷偷摸摸。學問家則一視同仁：他們之考究陰戶與別項性問題，也如研究天文之星辰執行，日月出沒一樣。這個並無所謂穢褻，與別種學問並無所謂高尚，同是一種智識，便具了同樣的價值。且人生哲學，孰有重大過於性學？而民族學、風俗學等，又在在與性學有關。學問家，一面要有一學的精深特長；一面，對於各種學問，又要廣博通曉。無論哪種學問，都可研究。而最切要的，又在研究常人所不敢，或不能研究的問題。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國社會，禮教依舊森嚴，《論語·顏淵》中的“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仍是中國人的行為規則。張競生沖決網羅，破壞陳規，糾正陋俗，惹發眾怒乃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科學要戰勝矇昧，需要膽識，也需要時間。張競生是急切的先行者，遭到誤解和打擊，自然無法避免。生物學家周建人提倡新文化，觀念並不保守，他對《性史》也感到不滿足，認為“一般人所需要的是由論料得來的結論，而不是論料本身”。殊不知英國性學研究大家藹理士的煌煌鉅著《性心理研究錄》中也附有數十條性史以為佐證。光有論證而無論據，這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

《性史》第一集給張競生惹來一身蟻一身羶，第二集便被扼殺於印刷廠中，然而坊間立刻有多種偽本流行，還有一本《性藝》盜用張競生之名出版，賺得瓢盈缽溢，罵名則全由張競生揹負。正是在此期間，張競生得了個“性博士”的花名和“大淫蟲”的惡號。

離開北大後的歲月（1）

1926年夏，張競生依照蔡元培校長所定的成例——北大教員授滿五年課程後，即可帶薪去國外遊學一二年——前往上海，打算買舟泛洋。不巧的是，這時候奉系軍閥張作霖攻入北京，趕走了馮玉祥，免去蔡元培的校長職務，任命劉哲為北大新校長。奉軍入京後，瘋狂屠戮民主人士和共產黨人，《京報》社長邵飄萍、《社會日報》社長林白水、北大政治系教授李大釗先後遇害。在這樣白色恐怖的局面下，蔡元培所定的規則自然被推翻，張競生出洋遊歷的資格和資金已沒了戲，北大教職也泡了湯。他滯留在上海，為生存考慮，便與友人謝蘊如合股貳仟元，謝任總經理，張任總編輯，在書局林立的四馬路開辦美的書店，專門發行張競生編譯的“性育叢書”，還出版一本《新文化》月刊。由於張競生的知名度和感召力，再加上美的書店所招收的漂亮女店員的吸引力（此前，書店普遍只用男店員），開張之後，門庭若市，張競生在附近的飯店闢有專桌專座，每天開流水席，朋友來了隨時管個酒足飯飽。生意太好，遭人嫉妒，當年，上海的書店業由江蘇人把持，張競生是廣東人，謝蘊如是福建人，都不在這個體系中，兩個書呆子又不肯去拜碼頭和多方打點，江蘇幫便串通警局，專找美的書店的晦氣，每過一段時間，張競生即遭法院傳訊，警察即來罰款數百元，並且搬空店中書籍，這樣頻頻搗亂，紅紅火火好端端的美的書店即被摧殘得生氣全無，惟有關門大吉，宣告倒閉。

張競生真是一個極度恪守個人信念的人。像他這樣臭名昭著的“性博士”，居然有人請他證婚，已屬一奇；他證婚時大談特談夫妻生活，則更屬奇中之奇，堪稱驚世駭俗。這次證婚大約在1926年冬天，地點是上海東亞旅館內，一次集體的文明婚禮，證婚詞刊登在1927年1月《新文化》雜誌創刊號上，題目是《如何得到新娘美妙的鑑